古代爆发疫情有哪些防范手段?隔离法早在西汉便已出现

历史上，各种公共卫生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医疗条件和医疗设施都有着十足的进步，但面对重要疫情的发生，还是暴露出了不少问题。现代亦是如此，那古代人面对疫情又是如何防范的呢?古人面对这种卫生问题就更难处理了，往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其实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对疫情有了比较高的了解。而隔离法，从西汉时期就已开始使用，下面就为大家讲讲各朝代是如何处理疫情的，一起来看看吧。

西汉时期汉平帝刘衎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

中国古代公共疫情多发，造成的惨烈程度也是少有的。东汉末年的建安22年(公元217年)，中原传染病大流行，曹植《说疫气》中形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种全家死光的现象，历代不绝。疫病如此频繁，中国古人并没屈服和绝望，甲骨文里的“降疾”二字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人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减少传染病的发生。“隔离法”，便是有效措施之一，为现代广泛采取。

所谓隔，就是划定区域，设置临时性专门场所，收容患者。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政府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

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中国设立传染病医院和实行医学隔离的开始。实际上，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现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后来，南朝齐“六疾馆”、北魏的“别坊”唐代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乐坊”、明清时期的“养济院”，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除有养老院和专门医院性质外，也带有较浓隔离色彩。

隔离手段在古代军中尤其常用，史书记载最早的一起军中隔离，出现在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由皇甫规担任中郎将的汉军决定西征，进一步讨伐姜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所有感染官兵，统一安置到“庵庐”中。

庵庐，是为患者所设的隔离所。另一形式的隔离，是为健康人群设立。明末满清人入关前，正是烈性传染病天花大暴发时期。清皇室便曾设“避痘所”，供诸皇子外出避痘。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及二年，又往都尔鼻城一带避痘，并规定若有疾病，在9日以内不准互相看望。

在家不出门和对重大疫区封城，也是有效隔离的方式。并请少一些恐慌，多一些担当。

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

创制“济疫小饮子”治“疾疠”

在实行医学隔离的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则是政府控制公供疫情的直接手段。这种手段，也是封建朝廷的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且，在“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这是中国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的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在中国古代，从南北朝时代，朝廷便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都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瘟疫，时皇帝赵构(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活者甚众”。

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时皇帝朱厚熜(明世宗)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居民。

在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所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菌陈蒿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等。

2003“非典”大暴发时，曾有中医用上述东汉药方改变而来的“白虎加人参汤”、“麻可石甘汤”等十多种中药方治疗过“非典”。

各地也已发布相关预防中药方，可引以参考，切勿过剂。

如何选择上述预防处方?

在这些处方中，大家不难发现，虽然药物不尽相同，但有些药物反复出现，比如湖北、陕西、江西、甘肃的预防处方中均出现了黄芪、白术、防风三味药物的身影，而他们正是“玉屏风散”的组成。“夫以防风之善驱风，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卫，得白术以固里，则内有所据。风邪去而不复来，此欲散风邪者，当倚如屏，珍如玉也。故名玉屏风。”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病机总体是以“湿、热、毒、瘀”为主。因此，湖北省预防处方中，结合湖北潮湿的气候特点，在“玉屏风散”补气固表的基础上，加入陈皮、佩兰芳香祛湿，所以平日体内湿气重的人群可选择"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二号方"。如果是偏内热体质的人群，可选择“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一号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