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戎是不是刘累后裔

说到西戎和刘累其实大家也知道隐隐约约好像有什么联系，但是也不确定是什么关系，反正挺有意思的，最近小编也发现了，话说啊，这个西戎好像是刘累的后裔啊，那么这个有什么故事可言呢?下面我们不妨一起来揭秘分析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西戎确实不是刘累的后裔，刘累是尧的后裔，生于夏代孔甲年间，因养龙而出名，后死一龙怕暴露而迁至现在的鲁山县。

西戎是古代华夏部落对西方和与华夏作对的人的一个总称，简单地说，那时候还算不上华夏人民，因此可以看出来他们与刘累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再加上刘累刘累尧的后裔这个身份就可以看出来他是正规的华夏人，但是西戎却是与华夏敌对的部落。

氏羌西戎的起源

一、氏羌西戎的起源

氐羌与炎帝、黄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语·晋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是少典氏(父)与有?氏(母)所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字中，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太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原》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

姜姓各部落，奉伯夷、四岳为祖神。《国语·周语》说：“(上帝)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其后有申、吕、齐、许等国;《郑语》又说：“姜，伯夷之后也。”四岳又称太岳，《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夫许，大岳之胤也”;庄公二十二年又说：“姜，太岳之后也。”四岳，在《山海经》中写作西岳，形近致误。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断言：“伯夷之称四岳与太岳者，盖又因伯夷本为西羌及姜姓民族之岳神耳。”

姜姓在西周为舅族之显姓，有申、吕、齐、许等诸侯，其中尤以齐与申，为周所倚重。姜姓诸侯为华夏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直到春秋，仍有姜姓之戎，姜戎的酋长驹支明确说：“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即使姬姓，也有骊戎和狐戎，他们与晋通婚，受到了“同姓为婚”的指责。

氏羌与姜姓的关系，《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四)岳，西(四)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与姜姓同奉伯夷、四岳为祖神而异姓，表明了四岳苗裔的分化。

《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记述：“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氐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

此外，远古神话还有关于共工与鲧是羌人的天神与祖神的内容，而大禹出于九州之戎或西羌。在第一编远古各部落集团一节已经述及，炎、黄二帝部落集团，起源于陇山东西，渭水上游，是其在东发展的为华夏的主要来源之一，往西发展的即氐羌族系。共工与鲧禹，源出陇山地区，而兴于黄河中游。到商代他们的苗裔多已与商人融合，有些则在商人眼中仍是羌人。

上述远古神话关于氐羌与炎黄的渊源关系，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明，陇山东西，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距今七八千年的，有陕甘接壤地带陇山两侧的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有河南及河北南部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大致上，今河南境内及河北南部的仰韶文化是从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晋南、陕西乃至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由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陇山以西，甘青及今宁夏南部，四川西北部，继仰韶文化发展的为马家窑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3300—前2050年，基本上与黄河中游及古黄河下游的河南、晋南、陕西、冀南地区的龙山文化平行发展。这时中原地区已进入炎黄与两吴两大系统各部落集团的斗争与融合时期，形成以黄帝、尧、舜、禹为代表的王朝前古国共主“禅让”的时代。

在黄河中上游，继马家窑文化发展的是齐家文化，这是早期青铜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上重合。齐家文化的来源，可能不单纯来源于马家窑文化，也受了陇山以东乃至关中文化的影响，年代上限相当公元前2000年，已进入夏代编年范围。

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当时人的生活遗留看，都是比较原始的农耕文化，同时养畜业和渔猎经济也占较大的比重，阶级分化已经出现。

继齐家文化发展的黄河上游青铜文化，陇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有寺洼文化，仍以农业为主;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约文化，则已发展为以游牧为按照传统的观点，羌人似乎从起源时代起就是游牧族群。同时传统的看法，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经济发展，都是由采集、狩猎、游牧，再发展为农业的。考古学证明这种传统的看法是不科学的。我国所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北部草原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可能是以狩猎或渔猎为主，其余各种新石器文化，包括陇山以西，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只是在青铜文化有所发展，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当地各部落才突破自然的限制，来到广大草原上发展了畜牧业，成为游牧民族。西戎氐羌在起源时代，是由原始的农业各部落，到青铜时代才发展为游牧的各部落的，他们成为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已建立夏、商王朝的时期。《说文》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义》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以为号。”许慎、应劲所作的这种诠释，都是指夏商以来中国西部的羌人，若说氐羌起源时代，则都是以原始农业为主，兼事渔猎的各部落与族群。

二、夏商时期的氐羌

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即夏商时期，包括在氐羌范畴中的各部，大致可分为今陕西子午岭以西和以东两大部类。

子午岭以西，其中尤其是陇山以西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洮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但未出现较为统一的政权，历史文献对这些地区各部落的活动，缺乏明确的记载。考古文化则证明，在黄河上游及湟水、大通河流域，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年代大致相当于夏商至西周，经济由原始农耕向游牧转让。黄河中上游及洮河流域乃至岷山上游今川西北地区，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寺洼文化和安国文化。这两种文化与卡约、唐汪文化年代相当，并与之有共同渊源和许多共同特点，今主要的不同是寺洼、安国两种文化仍是以农耕为主要文化，畜牧业占明显比重，对于上述黄河中上游及上游两大类型的青铜文化，考古学界与民族史学界都判断属于氏羌族群的文化遗存。他们在政治上与夏、商王朝有何种联系无明确的记载，在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地区的相互影响，则已在考古文化中有所反映。

子午岭以东，渭水流域及陕北，山西、河南西部，在夏代或为夏朝中心地区，或为夏朝西部诸方，除夏启曾对有扈氏进行征伐涉及今关中地区，很少见到夏王朝与西方及西北方各族矛盾冲突的记载。

《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能在商灭夏之后，西方与西北各部落方国随之臣服，但商代中晚叶，武丁以来的甲骨卜辞却反映出商代主要边患与征伐方向都比较集中在西方和西北方，主要方国有土方、方、羌方、鬼方与周方等。

在这些方国中，土方与方为西方劲敌，卜辞记录往往是商王亲征，对土方，武丁妇好也曾统兵征伐。卜辞中“登人”是征伐征集军队的意思，征土方、方一次征集达3000人，甚至5000人，征伐和入侵的次数也非常频繁。

早在1930年郭沫若先生已提出“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其分布断定在今山西北部至内蒙古一带;1989年甲骨学家胡厚宣撰《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详征甲骨卜辞与文献记载，断定土方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即夏遗民之未服商朝的方国，武丁时屡次进行征伐，然后在山西南部河汾之间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筑大邑镇抚，此即夏人中心区域，文献称之为大夏之地，“所以殷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辞大为减少了”。按卜辞记录推断，土方在商之西与西北，方更在土方之西，则方可能是分布在今陕北与晋北一带的游牧民族。

羌族在卜辞中，专称指称为羌的方国，泛称则包括西方与西北各部落和方国。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所举武丁时一次征伐方的卜辞，征集归好之族3000人，“旅万人，共万三千人”。此外，还有北羌、多马羌等专称。《综述》共举关于北羌、马羌的卜辞五条，只有一条是记录对北羌的征伐，其余四条都记录着北羌与马羌对商朝的臣服。陈先生推断，马羌可能是马方之羌，也可能是马方与羌方。北羌与马羌既是臣属于商的羌人方国，总不出商的西边和西北边境的附近。

从事甲骨学研究的专家，曾对武丁以来的边患与商朝的征伐作过统计性研究，不仅发现卜辞表明当时的主要威胁来自西起汧陇，从西方和北方环绕商朝的地带，而且有时西方或西北各部落、方国“联合行动或结成联盟时，方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在有关战争的卜辞中，涉及方的不论数量还事类上看都居首位”。卜辞中对方战争的记录达二三百条，土方也七八十条、对下危、巴方等战争内容也三五十条不等，“而对羌方、马羌、羌龙战争卜辞的总合不超过三四十条”。但卜辞中商朝捕获羌人(“隻羌”)或用羌人作人牲、做奴隶，都是统称为“羌”，却不具体记载是方人、土方人、下危人，还是巴人。“这就启示我们，商代用人牲的羌的涵义并非仅限于羌方的臣民，而是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统称;‘隻羌’卜辞不是卜对羌方的战争，而反映了对西北各方国边民有组织的劫掠运行”。

商朝不断向被他视作羌人的各部落、方国进行征战，有时并非因为被征伐的部落、方国有侵入与掠夺行为，而是专为捕掠人口，即“隻羌”，除此以外，商朝还强迫已被征服的部落、方国进贡人、畜等，充分表现了奴隶占有制的商王朝民族压迫的特点。他们将这些主要是俘获也有一定数量进贡的羌人，用于祭祀祖宗、上帝、河岳或祈年、法灾等重要祀典，从两三人至上百人不等，其中武丁卜辞有“戊子卜，宕，贞亩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契，245)，“丁是武丁至祖庚、祖甲之世祭祀最隆重的祖先之一，多认为是指祖丁。辞末缀验辞‘用’，表现占卜后三百羌人一次被杀祭了。这是甲骨文中能确知的一次实际杀祭的最高数字”。在用作人牲的羌人中，不仅有一般的羌人，还有用“二羌白[伯]”的记录，而对夷人、奚人很少见用作人牲的记录，“以国族名相称的人牲除羌以外，出现在卜辞中次数一般较少，有的仅一二条”。除了作人牲，羌人奴隶多用于作畜牧生产，偶也有用于农耕生产，这些生产奴隶奚人及其他各族较多，而羌人则主要是用于作人牲。陈梦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羌可能与夏后氏为同族之姜姓之族是有关系的”。其他如郭沫若、顾颉刚、董作宾、胡厚宣等老一辈甲骨学与古史专家及上引罗琨的论文，都有类似的看法。

在被商王朝当作羌人或氐羌的方国中，也有和商朝关系比较好、甚至在商朝做官，参与商王对羌人的征伐，或者先与商处于敌对关系，后又成为商朝诸侯的。前者如鬼方，卜辞记录表明不仅罕见商王对鬼方的战争，而且“鬼族的代表人物良武丁时起就参与王朝的祭祀、征伐、掠夺羌人等活动，常与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重要成员相提并论，连是否‘得疾’都受到商王的关心”。《史记·殷本纪》记述纣王曾“以西伯是、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即鬼侯。在卜辞中也有占卜是否让鬼族人参加祭祀作杀牲者，“验辞记占卜结果令鬼与周一同担任这个职务”。纣时“三公”是何种性质的官，难断，卜辞中有令鬼与周同参加商王祭祀活动作杀牲人的记载，证明商末鬼方与周的首领确曾在商王朝廷用事。

总括子午岭以东被商王朝统称为羌的部落与方国，大致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游牧的羌人部落，但受商的文化影响较多，在今山西北部、陕北至河套一带发现商代这种游牧人的文化遗存颇丰富，方是这种人的代表。他们是商朝在西方的劲敌，是商朝主要的征伐对象。一种是夏遗民之未臣服于商朝者，如土方，经过征服，可能大多与商融合，也可能有一部分往北成为匈奴人的来源之一，对龙的崇拜等文化特征在匈奴人中流传，大概与夏人遗裔土方加入匈奴族体有关。第三种即如周人、鬼方等，与商王朝关系较好。周人是华夏三支主要来源之一，鬼方与楚人关系密切，也和春秋时赤狄等隗姓狄人有渊源关系。在古代民族史上，对鬼方的族属争议极多，他们如何被误认为是商朝西北方劲敌，将在周代氏羌诸部中叙述，兹不赘。

三、西周及春秋时期的西戎

周人在古公亶父以前，分布于泾水上游，与戎狄杂处。古公亶父不堪戎狄的攻掠，举部迁徙于周原，与姜姓部落世为婚姻，革戎俗，发展农业，奠定了立国之基。姜姓部落在文化上与周人还有一些差别，在周原先周文化中发现了一些带羌戎文化特点的墓葬，大概就是姜姓部落的遗存。“姜”即“羌”，姜为周之舅族，周人自身也曾包括在商王朝泛称的氏羌之中。当周人已农业化并且日益壮大兴起时，强调自己是黄帝姬姓的嫡派，是在夏朝衰亡时“自窜于戎狄之间”的一支夏人。

《说文解字》说：“戎，兵也”，兵即武器;应劭《风俗通义》说“：“戎者，凶也。”周人大概由“兵”、“凶”之义引而称呼与之为敌的氐羌各部落为戎，一方面表示敌忾，同时也将他自身及舅族与氏羌人区别开来。

到周文王之父季历时，已臣附于商，并依靠商朝的支持，展开了对周围各游牧羌戎的兼并和征伐。古本《竹书纪年》载：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

太[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之戎，周师大败。

太[文]丁四年，周人伐无余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太[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太[文]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周文王继位后，为商西伯，曾被纣王囚于羑里，后来获赦释放，纣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于是伐犬戎、密须。

在上述季历与文王征伐的诸戎中，以西落鬼戎为最强，既称“西落”，当在周原以西汧陇地区及其以西，大概是与鬼方有共同族称的游牧民族。一次战争被俘获“十二翟王”，可见鬼戎部落之众，“十二翟王”即是十二位鬼戎部落酋长。“翟”以同音与“狄”相通假，本非族称，是周人及诸夏加给鬼戎的蔑称，与“戎”具“兵”、“凶”之义引申加之于各敌对部落相同。王国维先生说：“《经》、《传》所记，自幽王以后至春秋隐、桓之间，但有戎号，庄、闵以后，乃有狄号。”又说：“狄者，远也……《书》称‘狄矣西土之人’，《诗》称‘舍尔介狄’，皆谓远也。乃引申为驱除之于远方之义……凡种族之本居远方而驱除者，亦谓之狄。”所谓“翟王”，即远方当驱除之王。

商及周初的鬼族，按王国维先生考证当是畏族，与媿、隗等姓相通，是汉代隶定时写为鬼，鬼方即畏方，是一个分布很广的族群，西周早期铜器铭文《小盂鼎》记述了盂在受爵以后两年，即康王二十五年，以两次对鬼方战争的胜利告捷献俘于周庙而受庆赏的史实。其第一次仅俘虏即达“万三千八百十一人”，“执兽三人”，第二次又“执兽一人”，此外，还掠夺了大量牲畜财物。此铭残泐过甚，难以通读，但从可辨释的俘获数字看，已表明战争规模之大，周对他征伐不遗余力，也可见鬼方当是一个人众较多的强敌。郭沫若先生分析了俘人达万三千多，“执兽”仅一二人，指出“足见兽之重要，盖兽读为酋，言生擒其酋首也”。铭文还记述了鬼方酋长回答讯问为何反叛时说，他们因为周之伯首先进犯，才“从商”反叛的。郭沫若先生推断此处所说的商是在商朝灭亡后逃往西北的商王遗族，并具体指为后来被秦灭亡的杜毫，他们在周初曾联合鬼方进行反周的战争。

另有《梁伯戈》记载梁伯曾伐“鬼方(蛮)”。梁国，秦改为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县)，在镐京东北。故王国维断定鬼方“全境犹当环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东北”。

在今山西省境内，商代原有许多羌人部落与方国。周初，唐叔受封于晋南，仍“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受赐之民也有“怀姓九宗”。可见当时晋南仍有不少羌戎，“怀姓”即鬼方之媿姓。在太行山东侧，今河北省南部也有鬼侯城，《史记索隐》引《括地志》说：“相州滏阳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滏阳即今河北省滏阳县，鬼方也有东迁至太行山以车古黄河下游立国为诸侯的。

在周人兴起时，仍在陇济及泾洛一带游牧的鬼戎，其实也是许多部落的总名，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古公亶父在豳时，“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诗·大雅·绵》歌泳古公亶父在周原筑城，混夷远遁。但周原的戎患仍很严重。《诗·小雅·采薇·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采薇》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见戒，猃狁孔棘”等句，《孟子·梁惠王》下甚至说：“太王事熏鬻，文王事昆夷。”文王经过征服与争取，戎狄“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实际上打着商王的旗号对周围各部落与方国的兼并，有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为灭商准备了条件。

鬼戎的“戎”是周人加的蔑称，其它如薰育、熏鬻、昆夷(夷也是诸夏所加)、绵夷、串夷、畎戎、大戎、猃狁，实际上是同一称呼不同时期不同的译写，王国维先生指出这些不同称谓：“余谓皆畏与鬼之阳声……故鬼方、昆夷、薰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此一族不是一个部落，而是有相同族称的族群，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在战争中各部落也许有一定的结盟统一号令。

周武王伐纣，得到了西土各国的支持，《牧誓》所举有羌，大概即殷墟卜辞中作专名的羌方。此外，在周代的文献中，很少见羌作族称，原被商代泛称为羌的诸部落与方国，其保持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都已泛称为戎。周文王虽已使诸戎臣服，也还是叛服不常。周武王灭商以后，为保障京师的安全，“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西周初，从陇山东西到河套、东延及今山西境内，都有诸戎游牧部落分布，与周保持“以时入贡”、“王事天子”的关系，比较相安。从《小盂鼎》、《梁伯戈》的铭文看，康王时还发生过对鬼方的战争，而史书失载。鬼方在商周之际与周初，是周人的劲敌，所以周人把鬼方当作远方的通称。

西周中叶，与戎狄相安共处的局面日益难以维持。周穆王时，周室尚称强大，因“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狼、四白鹿，王遂迁戎于太原”。穆王西征到了什么地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乃宴。”昆仑丘所在，各家考证不一，肯定已超过陇山山脉，到达今甘青境内，见到了西戎的一位女酋长。穆王从陇以西迁戎至泾水上游之太原，大概是为了便于控制，后来太原之戎成为周室邻近王畿的威胁，完全与穆王初衷设想背道而驰。

自夷王以后，周日益衰败，“荒服不朝”的局面越来越严重，而秦族在陇山地区逐渐壮大，周也逐渐倚靠秦人来制西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