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哪个才是夏朝首都?

夏朝一直都是人们很关心的一个朝代，如果能够探明这个朝代的一些详细信息，将会对人们研究古代历史，又多一些资料。尽管人们常说夏商周，但是对于夏朝的了解却始终非常少，原因之一就是文字，甲骨文其实并非是最早的文字，在此之前还有其他文字，但是现如今却解读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对于夏朝的了解，就更少了。而现在有两个地方，在“夏朝首都”上面引起了争议，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夏都?

《国语·周语下》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又《竹书纪年》说，后桀伐岷山得二女而弃其元妃于洛。这两条材料都明确地指出了夏都存在的地理空间。准此，则目前最有可能被确定为夏都的地方当有两个：一是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洛阳，二是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显然，把夏都确定在洛阳或者广汉，形成的夏史体系会完全不同。确定在洛阳，符合大部分人的传统认知;确定在广汉，则将颠覆大部分人的传统认知。那么，洛阳和广汉，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夏都呢?

在《二里头文化与寻找夏朝无关!打破〈史记〉的历史年代框架才是出路》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了二里头遗址不会是夏都的三条依据：第一，二里头遗址所在地伊洛地区是文献中的斟寻，斟寻为夏人氏族名称，其居地并非王都。第二，如果要确定斟寻为王都，则《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一句无法在二里头遗址落实。第三，如果确定二里头为王都，则在学术界主流意见把偃师商城视为汤都的情况下，无法形成自洽的逻辑。

既然二里头不能是夏都，那么，三星堆的夏都身份是否就可以确定下来呢?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下面，本文就在《夏与商周并行论》中提出的“夏分三段”之说的基础上来谈一谈三星堆的夏都名号问题，请各位批评。

一、空桑

根据“夏分三段”的观点，三星堆文化属于虞夏联盟政权的王都，为后羿所灭。《左传》襄公四年，魏庄子谏晋侯言及”后羿代夏“之事时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此“穷石”一名，亦见于《离骚》，而研究夏都者皆不言及。实际上，穷石就是《吕氏春秋》、《归藏》里提到的“空桑”，在《左传》、《帝王世纪》等文献则称“穷桑”，而《华阳国志》则记作”瞿上“，其音可比较今山南藏语的Khyung tshang，意思为神鸟之居。这些内容，笔者在《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中已作论述，可以参阅。

二、雒城

在《从周人白狄论来谈陕北石峁遗址、黄帝文化及其鹰崇拜》这篇文章中，笔者曾指出，khyung tshang是古代戎族对三星堆大城的称呼，而与翟人有渊源的今彝语支族群则称此神鸟之城为lo33 zi21，汉语直译即为”雒邑“或“老丘”。三星堆遗址所在广汉久有“雒城”之名，其缘故必当在此。从民族语言来看，“雒城”一词是汉语和古代彝语的混合词，其义为”城市“。如果考虑到彝族复杂的形成过程(另文说)，实际上“雒城”一名也可以用形成彝族底层的百濮语言来读，其义仍然为神鸟之居。换言之，“雒城”和“空桑”二词虽语源不同，但语义相同。

从考古材料来看，汉语的“雒城”一名在西汉时期即已存在。1997年，广汉市小汉镇村民唐兴凤在石亭江河滩发现一件铁质桥墩，上铸铭文十六字：“广汉郡雒江桥敦，重卌五石，太始元年造。”太始元年即公元前96年。1983年底至1984年元月，广汉县南门外导航站在修建围墙时发现一批汉砖，砖上也铸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铭文。

从文献资料来看，三星堆地区的“洛”字在《山海经》中就已经有了记录。如《中次九经》说：岷江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

洛水，亦作雒水。《汉书·地理志上》广汉郡雒县下条说：“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雒水即今石亭江，与湔水、绵水同为沱江三大主源之一。

湔水，即今流经三星堆遗址旁的鸭子河，古称雁江。伊、雁二字上古音为邻纽旁对转，音本相近。因此，《国语》里的伊水完全可视为今三星堆遗址旁鸭子河的古称。

三、阳城

《竹书纪年》和《世本》均有“禹都阳城”之说，说者多有据告成镇出土的属于战国时代的“阳城仓器”陶器而定大禹时期的阳城为王城岗遗址。王城岗遗址为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如果按《史记》体系理解，从龙山文化晚期到战国时期跨越了1500年，这相当于说一个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要靠一个当今21世纪的器物来验明正身，显然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在《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系列文章中，笔者曾说明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太阳崇拜特色，夏人王族自称为“太阳家族”，并说明了夏人王族自称在其延续文化中留下的历史痕迹。据此可以推断，阳城之名必当为“太阳之城”的简称，其名称由来当与“太阳家族”有关。

四、历史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视野中的夏都辅证材料

三星堆遗址之为夏都，这还可以从多个角度的资料来进行辅助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