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开创的蜀学是什么?

“蜀学”这个词可能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说吧，这是在宋朝时期，以苏轼苏辙这两兄弟作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种学说，而顾名思义，蜀学是受到了古代巴蜀文化的重要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学说。而对于蜀学的定义也是有很多的，有广义也有狭义，而与蜀学相关的人物也有不少，除了三苏之外，还有诸如黄庭坚、张耒、秦观、张栻、度正、魏了翁等等很多当时有名的文人。那么这个蜀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蜀学在当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如何评价蜀学在宋朝时期的社会地位，它给当时的社会又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从苏洵开始，苏家父子三人早年一直在四川眉州家乡读书多年。苏洵年轻时科举多次不顺利，除了短暂游历，基本都在家教育苏轼和苏辙。

人到中年，儿子也基本成人，苏洵带苏轼、苏辙到汴京游学，拜会了文坛名宿欧阳修。对苏洵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向朝廷推荐苏洵，经欧阳修的助推，苏洵的名气就传播开。

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应试及第，名动开封。十年后，苏洵编写《易传》过程中病重去世，嘱咐苏轼继续完成。因此，苏轼、苏辙是宋代蜀学的开创者。

不过，要说苏轼、苏辙以博大的胸怀与杰出的学识凭空创造一种儒家学说体系，也是不科学的。他们的家乡巴蜀地区相对中原虽然较偏僻，但学术根基却十分深厚。从汉代文翁、严君平两大教育名家以来，巴蜀之地涌现的文士大多有创新精神，有扬雄这样的学术大家，有陈寿、常璩这样的史学名家，也有谯周这样纯正的经学家。

以儒学名士班固的《汉书》所记，“蜀地弟子在京师求学者之众，可与齐鲁相侔，”之后，常璩在《华阳国志》最早提出“蜀学”概念，他将巴蜀的文教事业与儒学传播联系在一起。

到唐代以后，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互相成就，正是推动巴蜀文化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儒释道三家都在巴蜀取得深厚的文化积淀，名家学说绵延不断。唐代众多优秀的文人士大夫，随大批北方世家大族涌入巴蜀，为当地思想的蓬勃壮大奠定了文化基因。五代十国的前蜀后蜀阶段，大量精英文士汇聚巴蜀，与南唐成为当时全国文化最繁荣的地区，儒学极为兴盛。

孟氏后蜀将《周易》、《诗经》、《尚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文庙石壁，田况守蜀时又补刻《仪礼》、《公羊传》和《谷梁传》，儒家经典《九经》完备，也标志巴蜀儒学的根基强大。比苏轼年长十岁的老乡吕陶(今眉山市彭山县人)在《经史阁记》总结说：“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

稍微了解宋代文学发展脉络都知道，北宋初期崇尚南唐余音，文章以骈俪为时尚，诗词以西昆体流行。反对这种萎靡风格的正是一批文人士大夫，希望以儒家经学理念为依归，推崇言之有物，文以载道的标准。从王禹偁、石介、尹洙、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的作品和观点，逐步扭转宋代文化的潮流趋势。

如范仲淹和欧阳修，作为两个奠定宋代文化基础风格的大人物，范仲淹为一代名臣，在地方、朝廷、边关都有很好的成绩，是儒家出世理念的践行者。崇尚教育，推崇经典，但范仲淹倾向于“事功”一派，在南宋以后有虞允文、陈亮等人相呼应，他们都有深厚的儒学根基，但又与纯粹研习典籍的士大夫不同。

范仲淹发掘的胡瑗、李觏等人是北宋著名教育家，他重视“师道”，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也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实用人才。范仲淹相比后来王安石能开创经学方面一家之言来说，更倾向于务实的才干。

而欧阳修生平在政务方面的才干不算明显，在文学、史学和经学三大领域则都有不俗的成就。只不过欧阳修的儒家经学方面，与他的史学、文学特点一样喜欢标新立异，表达不俗见解。作为一代大家，有些方面是可取的，有些方面就有点刻意，正如欧阳修主持写史，主要贯穿了他的儒家理念，不管在《新唐书》还是《新五代史》，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批评都体现他的儒学宗旨。

尤其欧阳修的为人广受称赞，对有才华的同僚、后学都大力推举，像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吕大钧、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等各方面的才俊，几乎都得到过欧阳修的激赏与推荐。

可以看出，北宋文化到欧阳修开始，总体而言不是“守常”，而试图“图新”，以欧阳修为风向标，这一创新思想深深影响了王安石和苏轼。

三苏父子正以融通三教、兼采诸子的特色创立宋代蜀学。好比苏轼赠苏辙的祝寿诗《子由生日》中写:“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经常被拿来举例说明苏轼的学术渊源以儒为宗、兼融释道。

苏轼、苏辙在宋神宗时声名最大，但这一阶段两兄弟在朝廷的实际地位并不大高。到宋哲宗元佑时期(1086—1093)，朝野形成三个学术思想与政务见解相联系的派别，即以苏轼、吕陶、上官均为主的蜀派，以程颐、朱光庭、买易为主的洛派，以刘挚、梁焘、王岩叟为主的朔派。他们相互进行政治斗争，而蜀洛之争最为激烈。

南宋之初总结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清除蔡京党羽，恢复元佑时期的学术风气，对蜀派和洛派在过去朝廷方面的见解一概不追究，单单推崇他们各自在儒家学问方面的贡献，故“蜀学”与“洛学”成为宋代学术的标志。绍兴六年(1136)，朝廷开始禁黜程学，被视为“伪学”，而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从北宋到南宋前期基本都居于尊崇地位，直到南宋后期朱熹继承程颐的理学才占上风。蜀中学者李石《苏文忠集御叙跋》云：“臣窃闻之，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佑学人谓蜀学云。”

概括来说，苏轼、苏辙在学术上以儒家经学为根本，杂于佛道、纵横之学，他们不同于传统儒者，既是王安石新学的反对者，又是洛派理学的否定者，在宋代学术中保持独立自由的品格与巴蜀地方的学术特色。

以苏轼、苏辙为宗派领袖，以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众多苏门弟子为成员，既经历从神宗到北宋末年大大小小的朝野纷争。同时，他们强大的文学创作影响力，基本代表了北宋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即使蜀学因一定朝廷力量受到冲击，但其依附在文学思想之后进行传播，依然成为蜀学影响大量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方式。

宋代几乎公认是中华历史上文化学术的巅峰，以吴天墀等先生研究所得，虽然四川在宋代文化学术方面是一大重镇，但巴蜀文人士大夫在宋代前期的地位却不算高，从开始就颇受排斥。

四川从唐代后期开始一直与江南齐名，长期为文化、经济繁荣之地，如三苏家乡眉州，人文基础深厚，据说有一座孙家书楼建造于唐代，对眉州读书人影响很大。三苏祖上苏涣年轻时还当过盗匪，被乡里称为“白跖”，后来却开始读书学习， 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中进士，杜甫离开巴蜀前往至湖南时，还写过一首《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诗，记录与苏涣的交游。

北宋初期，宋军入蜀颇受**，宋太宗登位不久发生过王小波、李顺的反抗，很多人忽视宋朝对巴蜀征税的高昂，不论北宋还是南宋，巴蜀川峡四路一直是全国交税最高的地区，这也是四川会出现“交子”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