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之问是什么有解吗?

桑弘羊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他是我国古代西汉时期的一位大臣，而有关桑弘羊有一个“桑弘羊之问”，这是一些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是桑弘羊提出来的几个问题。而发展经济可以说在现代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距今两千多年的问题，至今依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这桑弘羊之问究竟问的是什么，又该如何进行回答呢?现如今桑弘羊之问是否有解?桑弘羊这个人物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西汉帝国朝堂上举行了一次经济会议，讨论有关盐铁官营问题。但这次会议所针对的问题实质却超越了关于盐铁专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怎样合理运作的高度。

两千一百多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这样话题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这次会议上，统管西汉帝国财政四十余年的西汉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桑弘羊，面对那些坐谈立议、空谈道德的贤良文学们“与民争利”的指责，没有做正面回答，反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桑弘羊三问”。其会议的内容被编成一本中国古代经济学奇书《盐铁论》。

那么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其会议主题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的前前后后具有怎样的意义?关于由此引发的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学说，又是怎样被后世在全球范围广泛讨论的呢?

若论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必须先提改革之前的文景之治。

汉帝国建立之初，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通过多年战乱、饥荒之苦，国家内部民生凋敝、财政拮据。皇帝的车辇连同样颜色的四匹马都配不齐，大臣都是乘牛车上朝，民间更是饿殍遍野、人相竟食。

外部强大的匈奴一直就是悬在华夏民族头上的一把利剑，横行肆虐，边境不安。在秦汉更替这段战乱期间，匈奴复夺了河套地区，正是其极盛时期。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至辽河、西跨葱岭。面积达600万平方公里。其国土之大、兵力之盛，远胜汉朝。

汉高祖刘邦当然知道匈奴对汉朝在战略威胁上的举足轻重。因此，克服一切困难，首先考虑解决匈奴问题。亲率四十万精兵强将北伐，却被强大的匈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附近)，七天七夜毫无脱身的办法。最后还是通过大和谈背景下的一些小手段，才得以脱身。

汉帝国无力与匈奴开战，只能以和亲、纳贡的屈辱方式换来暂时的和平。在边境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前提下，开始了休养生息。

在汉文帝、汉景帝执政这六十多年中，仁慈恭俭、笃信黄老，以清净不扰民为政策，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

期间的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税一，陆续减为十五税一、二十税一以至于三十税一。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别两次减除一半的田租税，汉文帝十三年，全年免除田租税，并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

汉景帝时期，在坚持并进一步发展汉文帝休养生息政策的前提下，将西汉早期重农抑商的政策也逐步平缓。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汉代开国以来，支持私铸钱币，货币发行并没有完全掌握在朝廷手中，郡国铸币失控也是造成金融紊乱、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的原因。汉文帝时期收回一部分货币发行权，汉景帝时期，实行晁错的削藩政策，私铸钱币被废除，引起最大的钱币铸造郡国国主吴王刘濞的强烈不满，也是引起“七国之乱”的原因之一。虽然货币发行的种类还比较散乱，但毕竟在中央货币发行的垄断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百姓逐渐富裕。国家的粮仓充裕丰满，府库中的大量钱币用之不尽，以至于串钱的绳索都出现腐烂现象。国家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物资基础的丰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这是中华文明进入帝国时代的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这种盛世自然被视为经典之治。然而，这种盛世的基础是于民“无为而治”，经济、金融完全私有化且不加宏观调控的自由经济、自由贸易的政策，在一定时间内，会有显著成效，长此以往，势必会产生各方面的经济危机。而且，这种盛世是建立在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基础上。

一个大一统帝国随着民间财富的不断积累，便使地方有了对抗中央的勇气。经济发达，也必将滋生政治黑幕和官员的贪污腐化，导致天下大乱，王朝更替。汉、唐、宋、明、民国的发展到覆灭都是经过这样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仿佛成了一个不解的死循环。

最明显的就是北宋帝国，实行类似于文景之治的“永不加赋”的富民政策，经济、文化为历史之最。但国家财政不足以支撑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武备松弛，以至于被游牧民族灭国。当然，北宋的覆灭也跟其重文轻武的体制有关，但究其深处，还在经济政策上，此间虽有王安石变法可以力挽狂澜，但因受到愚腐的守旧派反对，导致半途而废。

还有，宋朝没有汉武帝、唐太宗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没有把彻底解决游牧民族外患的问题，放在重要的战略层面上。

在经济体制问题上，一直到现代，经济危机依然会威胁到全世界的各个完全私有化国家。上个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而哈耶克则坚决主张市场可以自我调节，国家干预只会带来混乱。

看来，政府到底要不要干预经济，不仅在中国古代，当代西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类似的讨论。采取怎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来控制各方面的经济危机，以及在特殊环境下的怎样的宏观调控依然是摆在全世界经济学家面前的课题。

另外，中国古代历来都是以农业为主，重农抑商为政策基础的国家。需要保家卫国、需要开疆拓土，这样的完全放开、自由生长的富民政策一旦遇上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和战争，政府光凭农业税收足够支撑非常局面吗?

两千多年以前，这个课题已经摆在汉帝国朝廷的桌面上。

两千多年以前，汉帝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计划经济的雏形。

两千多年以前，西汉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桑弘羊已经开始着手启动这个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家宏观调控和工商富国的引擎。

即使是在以和亲、纳贡来换取和平的情况下，匈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汉帝国边境的大肆抢虐与袭扰。边境人烟逐渐凋零，国土面积大幅缩水。文、景时期，汉帝国也只能是全盘守势，着力于休养生息，忍辱维持着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汉武帝时期，是一个雄阔豪迈、锐意进取的时代。积攒了六十多年的国力，也忍受了半个多世纪的屈辱。而从最根本的战略眼光去看，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远远不是屈辱那么简单。

数十年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已是国力富庶、兵强马壮。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时机已经成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终于展开了波澜壮阔的驱击外侮、开疆拓土的宏图大业。

卫青七战七捷、霍去病六击匈奴，汉帝国收复了河套地区，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华版图。尤其是大规模千里征伐的漠北之战，一口气把匈奴赶过了贝加尔湖，至此漠南再无匈奴王庭。霍去病封狼居胥，向天告知狼居胥山以南，正式列入大汉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