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都中秀才了,为什么还被胡屠户欺负?

很多人应该都知道《范进中举》这段故事，范进因为中了举人，而受到了很多不同的待遇，就连平常最看不起自己的老丈人都一改往日刻薄的态度，对他十分恭敬，范进也因为中了举人而高兴的发疯，由此可见，中举之后的范进，身份地位都和往日不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在之前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是范进中了秀才的时候，中了秀才听起来也挺厉害的，但实际上范进的身份地位并没有在老丈人那里得到什么提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各阶层里，屠户一直都是“身份较低”的存在。比如在《庄子》《说苑》等典籍里，就有不少对屠户们的“鄙薄”桥段。但清代小说《儒林外史》里的胡屠户，却是个绝对的例外。

一部嬉笑怒骂的《儒林外史》里，“胡屠户欺负女婿范进”的桥段，是“范进中举”故事里的知名亮点。不过如果说起身无功名的老童生范进，被胡屠户欺辱还有情可原。那么待到范进中了秀才后，“挨欺负”的遭遇却也压根没变。刚中了秀才，就被胡屠户骂“现世报穷鬼”。后来找胡屠户借钱考举人，又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考完回来后，还被胡屠户“又骂了一顿”，简直是被“花样欺负”。

那么问题来说，都说古代屠户“身份低”，可已是“范秀才”的范进，怎么照样被“屠户岳父”欺负到惨?其实，只要结合下《儒林外史》的创作背景，即明清年间的真实历史。这奇怪一幕，也就很好理解。

首先一个原因是，看似“地位低”的胡屠户，放在明清年间的社会里，却是响当当的“有钱阶层”。

明清年间，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吃肉”这事儿，更在民间大范围普及。且不说达官贵人，以《沈氏农书》等资料记载，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长工们，也能做到“夏秋一日荤，两日素……春冬一日荤，三日素”。

至于日常的肉食消费，那更是越发火热，明朝学者谢肇淛曾出席一位监司官的饮宴，不过是三桌宴席，竟然就用了72只鸡和150斤肉。当时作为“珍品”的鹅，有钱人家办一次宴会，动辄就要杀30多只。达官显贵们的宴会，那更要云集“熊掌”“猩唇”等奇珍肉类，普通猪肉也“动及千数”。传教士利玛窦参加的明朝“官僚圈”宴会，每顿都堆满大量肉食，甚至“桌子压得吱嘎做响”类似的宴会，每次都“举行一个通宵”。

如此《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跑来攀交情的张乡绅，“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这奢靡风气，当时也“流行”到民间。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中人之家”，办宴会时也追求奢靡。甚至“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

这样的风气下，供应肉食的屠户们，当然也成了“刚需产业”。屠户们的收入，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就以胡屠户骂范进的原话说：“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么算下来，胡屠户一年收入是36两银子。可别小看这数，明代正七品县官，年收入也就四十五两白银。参考《三言二拍》等明代小说就更知道，在明朝花五十两银子，就可以买套低档次房产。“独占花魁”的卖油郎，一年也就攒个二十两银子，胡屠户的收入，真心不少。

而且就这“高收入”，胡屠户也很可能是“打了埋伏”。明代经济学家，万历年间的内阁大学士于慎行就估算，在北京这类“肉食消费”火热的大城市里，从事“屠户”“盐酱”等行业的生意人，家产都往往是“千万之资”。放在《儒林外史》的世界里，当然未必赶得上“北京屠户”那样有钱，但看看张乡绅之流“肉也要用四五千斤”的消费水平，就知生意兴隆的胡屠户，腰包显然比普通百姓“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