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电镜是个啥,它到底有多牛?什么原理

说起冷冻电镜(Cryo-EM)，这项技术能斩获诺贝尔奖完全不算是个意外，只不过，2017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公布之后，有评论称再次联想到这一奖项的俗名“诺贝尔理综奖”，奖项背后的获得者均有生物物理学背景，影响最大的领域目前则在生物学。

生命活动的关键密码在于核酸和蛋白质，核酸因携带遗传物质备受科研界关注，而蛋白质作为生命活动的主要执行者，其结构解析在1960年代崛起。X射线晶体学成像、核磁共振在此前的近80年时间里是生物分子模型的两大主要获得手段。

X射线晶体学是最早用于结构解析的实验方法之一。其中关键步骤之一即是，为获得可供X射线衍射的单晶，需要将纯化后的生物样品进行晶体生长。现实情况却是，目前很多复杂的大分子物质难以获得晶体。

而核磁共振能解析在溶液状态下的蛋白质结构，因此被认为比晶体结构更能够描述生物大分子在细胞内的真实结构，并且能获得氢原子的结构位置。缺点则在于蛋白质在溶液中往往结构不稳定而难得获取稳定的信号。

因此，无论是X射线晶体学成像还是核磁共振，都不能让研究者获得高分辨率的大型蛋白复合体结构，生物结构学领域的发展也因此受困于成像技术。2013年成为了一道分水岭，冷冻电镜在这一年臻于成熟。

冷冻电镜打开了长期停滞的局面。研究人员无需将大分子样品制成晶体，通过对运动中的生物分子进行冷冻，即可在原子层面上进行高分辨成像。

随后，蛋白质或复合蛋白结构解析领域诸多被称为诺奖级的论文陆续发表，背后的利器正是冷冻电镜，这项技术应用也正式迎来井喷式发展阶段。2015年，国际著名期刊《自然》旗下子刊Nature Methods就将冷冻电镜技术评为年度最受关注的技术。

国内冷冻电镜应用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在今年5月曾表示，冷冻电镜的发展像是一场猛烈的革命。“就目前发展前景来看，冷冻电镜技术是可与测序技术、质谱技术相提并论的第三大技术!”

这项被诺贝尔奖官方称为“使得生物化学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技术，其故事的源头则要回到1970年代的理查德•亨德森，他将生物分子的观察坚定地引入了电子显微镜这一路径。

出生于苏格兰，现年72岁的理查德•亨德森被公认为是这场高分辨率观察生物大分子革命背后的发起者。

亨德森于1969年在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获得X射线晶体学领域的博士学位，此前则是爱丁堡大学物理学背景。博士毕业后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最终于1973年回到剑桥大学至今，目前为剑桥大学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主任。

起初，亨德森试图用传统的X射线晶体学对一种细胞膜中的内嵌蛋白成像，然而晶体制备这一基础关就难以跨越，内嵌蛋白一旦脱离细胞膜，结构迅速坍塌。数年研究无果后，亨德森意识到X射线晶体学已经到了蛋白质结构解析的天花板，必须将目光投向另一种成像技术。

亨德森迷茫之际，冷冻电镜的雏形刚刚建立。

1968年，同样在剑桥大学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里，Aron Klug和他的学生DeRosier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利用电子显微镜照片重构噬菌体病毒尾部三维结构的论文，提出并建立了电子显微三维重构的一般概念和方法。Aron Klug因此获得1982年诺贝尔化学奖。

197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Robert Glaeser和他学生Ken Taylor 首次提出冷冻电镜，并测试了冷冻含水生物样品的电镜成像，目的在于降低高能电子对分子结构的损伤，并因此实现高分辨成像。

1975年，这一年距离电子显微镜诞生已有40年左右时间，其应用在“死”物质里如火如荼，在生物学领域却被普遍认为“不适用”。强电子束、真空腔，这些环境使得生物样品注定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