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之后,长安为何再也不是朝代首都?

古代的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一直被誉为是十三朝古都，历史上共有十三个朝代在这里建都，而且也是所有的古都当中建都最多的朝代的城市，古人的这种选择必然也是与长安的一些特征有很大的关系，长安适合建都，因此才有很多朝代选择了这里。不过，自从五代十国之后，长安就再也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朝代的都城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何在这之后的朝代都不再选择长安作为都城呢?今天就让中睿百科网的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长安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的古称。中国上古三代中历时275年的西周王朝就建都于此，此后铸造华夏大一统帝国的秦汉王朝也建都于此，中国历史上最鼎盛辉煌的大唐王朝也建都于此。前后总计有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13个王朝在此建都。历史上西安累计建都时间达1200多年。西安也是沟通古代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于1981年确定其为“世界历史名城”，美国媒体将其评选的世界十大古都之一，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所及使明清时代的诗人也往往在自己的作品中以“长安”指代北京城。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仍有一条街道叫做“长安街”。长安街是北京市境内的城市主干路，多次举办过全国重大庆典活动，因此素有“神州第一街”之称。由此不难看出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力。选择长安建都的理由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之地”。长安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是军事上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曾一度是古代中国重要的产粮区。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兴起于关中平原的秦国有这样一番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也就是说秦国的关中之地只占天下土地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十分之三，却占据天下财富的十分之六。春秋战国时代关中平原的自然条件比今天还好。据《左传》记载：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组织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从秦国都城沿水路运粮到晋国都城，引起规模之大号称“泛舟之役”。

日后班固在《汉书》中形容当时秦国的富庶道：“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古人认为海洋是各种物产集中的场所，所谓“陆海”就是陆上的海洋，意思就是指像海洋一样富饶。从这个比喻可以看出当时关中一带森林的密集程度和丰富的出产。直到西汉初年陕甘之间的陇山一带还有广大的森林，以致于当地百姓盖屋从上到下全用木板，不用砖瓦或其他建材。由此可见当时的长安也完全具备作为一国首都的经济基础。如果长安能成为首都是因为同时具备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两大优势，那么长安后来失去首都的地位也是因为已不再具有这两大优势。

关中平原尽管有八百里良田沃野，但关中平原的面积比起东面的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在面积上就小得多了，所以关中平原所能养活的人口是有上限的。这点在先秦到西汉初年表现得并不明显：当年的秦国只是天下七大诸侯之一，然而随着大一统帝国的诞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汇聚到作为首都的长安，在经历秦末汉初的战乱后西汉初年关中地区的人口还不至于超出土地所能供养的上限。不过随着西汉王朝的统治日趋稳固之后生产逐渐恢复、人口日益增长就使关中地区开始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不过整个西汉时期这种人地矛盾还处于相对可控的状态。

西汉之后新莽王朝和东汉王朝短暂定都于长安，不过最终东汉选择迁都洛阳。东汉王朝崩溃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六个王朝曾定都于长安，不过这些王朝都是偏安一隅的割据王朝，并不需要供养像一个大一统王朝那么多的首都人口。到了隋唐时期长安的人地矛盾已相对比较尖锐：隋炀帝通过大运河把江南地区的粮食运到关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关中地区的人地矛盾。不过即使有大运河也并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隋炀帝后来又通过营建东都洛阳作为一种替代方案。

当时江南的粮食要运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这段路大致分为三段：从江南到洛阳的一段可以走大运河，从陕州到长安的一段也有现成的广通渠，所以问题都不大。真正的问题就出在洛阳到陕州这段路程。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所以无法通过船只进行水路运输，所以在从江南通往洛阳的大运河与从陕州通往长安的广通渠之间这段路程必须由陆路进行运输。这意味着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畜力，而这一路上人吃马喂也是需要消耗粮草的。所以在这段路程上运粮几乎需要准备京城长安实际所需数倍的粮食，否则运粮的人马在路上就能把粮食吃光。

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成本开支。这样的运粮模式在经济上显然是不划算的，那么为什么唐朝还执意要定都长安呢?直接定都在粮食充裕的地方不行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隋、唐两朝以及之前的北周的皇族均出自于关陇贵族集团，而唐朝开国所依赖的也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势力，所以如果离开长安就意味着离开了自己的基本盘。李世民在总结隋亡的教训时除了滥用民力还有一点就是隋炀帝后期离开了关中这个基本盘，所以当宇文化及发动政变时隋炀帝实际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既然有了隋朝的前车之鉴，那么唐朝的都城也就只能定在长安了。

贞观年间唐朝处于由隋末唐初的乱世向治世转型的过程中：尽管生产在恢复、人口在增长，但人地矛盾还相对较为缓和。到了唐高宗时期一方面唐朝的人口进入迅速增长的时期，另一方面随着王朝政治制度的完善使政府机构也开始膨胀。这两个因素一同导致了作为首都的长安城的人口开始急剧膨胀，粮食问题也就随之成为一个大问题。唐高宗李治鉴于这种情况只好采取两京制：长安依然是帝国的首都，但同时把洛阳确立为东都(陪都)。每当长安缺粮时李治就带着皇族成员、满朝文武去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等荒年过去之后李治又带着这些人搬回长安。

有时这种迁徙甚至搞得和逃荒一样狼狈：永淳元年跟随皇帝去洛阳的扈从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知道的是大唐天子率领文武百官巡幸东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洪七公带着丐帮子弟沿街乞讨。可李治鉴于隋朝的前车之鉴和祖宗遗训也只能采取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武则天时期延续了李治时代的两京制，不过洛阳的地位在武则天时代超过了长安。这是因为武则天代唐称帝本就致力于抹除唐朝的痕迹，而她又不像李唐皇族一样以长安为基本盘。既然武则天提升洛阳的政治地位有抹除唐朝痕迹的意图，所以中宗复唐后就在第一时间返回长安。

中宗复唐后定都长安是出于政治考虑，然而粮食的问题依然没得到解决。直到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李隆基执政的头二十五年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呆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有鉴于此的李隆基下决心彻底整顿漕运，最终一个叫裴耀卿的人解决了这一难题。裴耀卿意识到三门峡砥柱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法克服的障碍。既然在技术手段上无法克服，那么就只能在其他环节上下功夫。裴耀卿采取的办法实际上和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泰勒制”是高度相仿的：把工作拆分为可量化的工序，然后把每道工序设计得最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