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为什么被称为暴秦

秦国强盛以后，他们的军队被称为虎狼之师，国君被成为虎狼之君，意指秦国的凶狠。当然，这在当时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形容词，等秦朝建立后，又被贴上了一个“暴秦”的标签，那秦国真的只有“暴”没有”仁“吗?我们还是要弄清楚暴秦的由来究竟是怎样的，这次就准备和各位简单介绍下秦国历史上的仁君，以及为何在古人眼里秦朝最突出的还是这个”暴“字，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

那篇让笔者不淡定的文章所及的秦国历史上的五位仁君，说的是：开国君主襄公、春秋五霸之一的穆公、倡导并遂行商鞅变法的孝公、鼎定战国后期霸主地位的昭襄王，和，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始皇帝。

襄公立国，但凡知晓相关历史，就会明白，那是通过战争手段实现的——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独宠褒姒、废储另立，激出变乱，致宗庙崩摧;紧邻的“天子附庸”、“行政级别”仅为“大夫”(不是诸侯)的“秦邑”首领也就是后来的“襄公”，率本族子弟兵“勤王救驾”，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周平王论功行赏、投桃报李，将其封为“伯爵”诸侯……整个过程中，“智”、“勇”，都当得;“仁”在何处，却不易察;非要拉扯，恐怕“忠”字会更贴切——对周王室的“忠”。战争、开国，就算能跟“仁”扯上关系，该也不在主流;用“仁”来形容任何一位开国君主，就我国历史而言，不敢说“谬”，但至少算不得“全面”，更说不上是褒扬。

再说穆公——“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这是经典史籍《史记》借其后世之口对其人历史功绩的形容。平、霸……这样的词汇，跟公共认识的“仁”，能扯上关系?三置晋君，不管出于何等缘由，都肯定是“干涉别国内政”，且是即立君位这样的顶级干涉;何谈“仁”?秦晋之好，让一个女子为政治需要先后嫁给一对亲侄叔，简直有悖人伦，“仁”在哪里?还有，未必人尽皆知的——死后多达一百七十七人的殉葬!

在“人殉”早已普遍成为“遥远历史”的公元前七世纪后期(秦穆公卒于公元前621年，历史上全面废除“人殉”最晚也是在四百多年前的周王朝建立之初)!这能叫“仁”?!

孝公，就是用“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形容穆公的后世传人，或许相比前面两位，个性上更趋于“仁”;但其所着力推动、坚决践行的“商君之法”(商鞅变法)，却是在史册上尽书血泪、当世乃至后世都谈之色变的“严刑峻法”!其在位二十余年间，倚仗这套令人发指的严刑峻法短期促发的国力、军力激增，多次对外用兵，攫取大片土地……战争!又是战争!还是战争!!战争与“仁”，是怎样的关系?能够怎样“辨证”?把战争换成亘古未有的严刑峻法及其铁血践行呢?或许，嬴渠梁，作为一个人，可谓“仁人”;但秦孝公，却很难对等地认为是“仁君”吧。

昭襄王(宣太后之子)，在位五十六年(纪年)，以“会盟”为名扣押楚王(怀王)，并长期囚禁，致其困死于秦国——使诈行强、破坏外交诚信、践踏别国尊严，说“耍流氓”都不为过，使秦国背上了“虎狼”之名……这叫做“仁”?长平之战，坑杀四十万俘虏，没有君主的允准或默许，哪个将领敢为之?这也叫“仁”?对打赢长平之战这么大这么决定性战役的将领(白起)一撸到底、诋毁迫害，及至逼死，也是“仁”?要说“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会不会觉得是脑子进水?

始皇帝，千古一帝、皇帝之始，持续十来年、死亡人数过百万的平灭“山东六国”战争的总指挥;对被征服国家的都邑及人口密集城市大规模、有组织屠城的决策人，跟“仁”字怎么“搭”?别说什么“历史必然”。历史的必然，指的是“大一统”趋势;但实现大一统，是否除了战争、屠城，战争加屠城，再无他法?血腥悲怆的大一统之上，透支民力、铁血压服、焚书坑儒，都是“仁”?除了“就是”和“就是就是就是”之外，还可能的另一个答案，恐怕也就是让《大秦赋》的“创作情结”洗脑了。

纵观历史，凭着今人的见识，品咂下来，觉得“暴秦”之“暴”，有两层含义：

一是“现象层面”的，即形容作为诸侯国的“秦”和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大秦”的军国式“暴性”——好战逞强、法令严苛、崇信武力、扩张野心，还有，很重要一点——敌视天下。由所有这些作用、化合而成的“国家性格”，就算非要结合所谓“历史局限性”和“大趋势”，以“暴”喻之，稍嫌刻薄，却也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仁”吧!

“暴秦”之“暴”的另一层含义，可以说是只能从今人角度“审视”而见的“深切层面”或说“本质层面”，便是或许很多人不能接受而却铮铮存在的历史悲剧——野蛮战胜文明。顺着《大秦赋》的热度而涌现出的众多说法、论调中，就有人发出“野蛮战胜文明”的“异声”。

其具体语境，大致是说《大秦赋》及其“背靠”的特大长篇历史小说巨著《大秦帝国》，因为这样那样的理据、情由，刻意把“秦”描画成“先进者”，甚至将其托高到华夏文明的“高峰”甚至“源头”，是在推崇“成王败寇”思想、“唯胜利论”，是本质的错谬和大大的误导;进而接续到“野蛮战胜文明”话题，举出蒙元灭宋、满清代明等实例，不无道理。

那稍后就出现的秦国五位“仁君”的文章，或许多少含着之于这番“不无道理”的针对辩驳意味，无外乎想说“秦并不野蛮”或“秦不应归于野蛮之列”;进而又有说法称，后世，尤指秦朝紧后的汉代，更尤指西汉贾谊之辈，“暴秦”、“暴秦”地说，“天下苦秦久矣”地叹，是“余痛未消”之下，出于褒扬“汉”而刻意“妖魔化”秦的政治目的;细品品，还是“唯胜利论”——西汉胜利了，所以……

贾谊那时候(汉文帝时期)，秦、大秦帝国，在“官方政治语境”下，是不能提的，是禁忌;个中原因，多重而复杂，涉及汉王朝开立的诸多历史细节，绝非一言以蔽之的“窃取历史成果”，也并不是“抚天下恸、予民休息”这么冠冕堂皇;而在复杂且严厉的大环境下，贾谊的《过秦论》，一把揭开“黑盖子”，精到而生动地辨析当时还“热乎”着的历史，该是冒着被“封号”风险的，而不大可能是什么“为现实政治服务”。

如果说，贾谊的“智勇”及笔者上述推想，不足信;那就再多看一眼《史记》。司马迁老爷爷，是宁受宫刑不改著述的“驴脾气”;怹老人家著书还有个后世所有史书都没有的特点，就是把怹认为相似度高的人物，打破年代甚至朝代界限，放在一块儿说;其中突出一例，便是《屈原贾生列传》——将屈原和贾谊这两位相隔数百年、既不同朝也毫无“乡里牵带”的人物，写在了一篇文章里，是因为这老俩位都是既睿智又“驴性”的“敢言者”。至少，司马迁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