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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是如何人口普查的 怎么统计出来的

人文历史佚名2023-01-05

我们现如今能够得知我国人口的数量,基本上都是需要人口普查,而在很多古书典籍当中,也有对于古代的人口的记载,包括数量、分布地区等等,那古代是否也有人口普查类似的工作呢?古代是如何得知人口的准确数量的,古代时期的人口数量又是怎么样统计出来的呢?古人在这方面有什么办法吗?下面就让中睿百科网的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二十四孝》中的《行佣供母》,讲述了东汉江革孝顺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来源于《后汉书·江革传》:“江革字次翁,齐国临淄人也。少失父,独与母居。……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文中说到的“案比”,是指“案户比民”,也就是汉朝的户口登记与核查。

在人口统计方面,汉朝的“案比”要求比较严格,不仅指定了时间也指定了地点,还要求本人去到现场接受核查。按照《后汉书·礼仪志》中描述的场景——“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场面相当壮观。于是,即便江革的母亲年事已高,也要前往案比的县衙所在地。江革担心母亲坐车的时候,如果是牛马拉车的话,会有颠簸。为了让母亲能够舒服一些,江革甘当牛马,自己拉车。于是,乡里人称他为“江巨孝”,后来,孝感动天的他还被朝廷请去当谏议大夫。

在“七人普”中,如果被抽中“长表”普查登记的话,需要填写48项指标,其中,住户项目有19项,主要是了解居住情况,比如本户现住房建筑面积、本户现住房间数、住房所在建筑有无电梯等;个人项目有29项,主要是了解受教育、就业、婚姻生育和健康情况,比如生活来源、初婚年月、过去一年的生育状况等。

汉朝的案比项目也不少,编制户籍时,不仅要登记每户男女人口、姓名、年龄、籍贯等情况,还比现代人口普查多了一项——“相貌”,也就是身高和肤色。比如,据《居延新简》记载:“戍卒南阳武当县龙里张贺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这里面包括的信息就有职业、籍贯、年龄、身高、肤色等,大意就是,这个戍守边疆的士兵叫张贺,出生在南阳郡武当县龙里,30岁,身高七尺二寸,肤色黑。

登记身高和肤色,不仅可以防止造假,还可以顺带发现美女。汉朝的案比带有选秀的功能,遇到13~20岁的少女时,如果颜值比较高,就记录得特别认真。据《后汉书·皇后纪序》记载:“汉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据说,汉朝第一美女赵飞燕,就是在案比时通过选秀入宫,艳惊天下的。赵飞燕与杨贵妃并称“环肥燕瘦”,唐朝的李白也有诗为证:“十五入汉宫,花颜笑春红。……宁知赵飞燕,夺宠恨无穷。”“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最早的比较完整的人口统计数据,出现在西汉末年的汉平帝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湖南经济通史》也引用了《汉书·地理志》的数据说,汉平帝时期湖南地区的人口是71万余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2%。其中,长沙郡43470户,235825人。

不过,以古代的交通条件和统计能力,能够把户口数和人口数精确到个位数,还是令人生疑的。更不用说曾经“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的大禹,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一书里说,所谓大禹“数万民”就是统计人口,还言之凿凿地说,当时统计的数字是13503923人。这种说法大概也就只能列入神话传说了。

户籍制度在封建社会,与徭役直接相关。在历朝的开国皇帝中,明朝的朱元璋应该是最为重视人口统计的。

早在起兵抗元期间,每次带兵攻克城池,朱元璋就向老百姓发放“户由”,户由上面记录了民户的姓名、籍贯、田土、房产等。为了取信于民,据《国初事迹》记载,朱元璋还“俱自花押”。

到了坐稳江山之后,朱元璋开始推行“户帖”制度。户帖可以说是今天的户口本的雏形。户帖由户部印制,上面记载了每户的人口、籍贯、年龄等信息,不仅有勘合字号,还有户部的官印。户帖一式两份,一份归户部,一份由百姓自己保存。

印制的户帖,虽然记载很详细,但是容易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也不好修改。于是,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又推出了“黄册”制度,黄册“以人户为母,以田为子,凡定徭役、征赋税用之”。后来,又编制了登记田亩的“鱼鳞图册”,鱼鳞图册“以田为本,以人户为子,凡分号数、稽四至,则用之”。

黄册不仅记录人口信息,还要标明和区分户籍种类。明代有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等户籍分类,不同的户籍对应不同的赋役。按照当时的规定,每十年编制一次黄册,由户部统一指挥,地方官府具体负责,称作“大造黄册”。地方官府以里为单位,每里制作两册,派遣官吏下乡逐户核查、填写信息。这两本册子,一本留在地方官府,是用青纸做封面;另外一本上交户部,是用黄纸做封面,后来就称作“黄册”。

每次上交的黄册越来越多,为了找地方存放,朱元璋选定了南京的后湖(今玄武湖),建造房屋专门存放黄册。到了明末,玄武湖黄册库房多达960间。

据统计,明朝一共大规模造了27次黄册,每次6万多册,南京玄武湖黄册库至少收藏了179万册。可惜的是,到了明朝末年,为了抵抗清军的进攻,明军就地取材,把黄册当作守城物资,有的拿去填充城墙,有的拿去制作火药引信,一下就毁掉了一大半。到了清初,黄册更是大量散失,甚至在路边论斤卖。清朝桐城诗人方文的《负版行》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不知是何大书册,路旁堆积如芦柴。行人纷纷来买此,不论何书只秤纸。官价每斤钱七十,多买少买随人耳。借问此是何版图?答云出自玄武湖。”令人唏嘘不已。

不过,虽然官方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造黄册,“费民间无限金钱,不过置之高阁”,也没有得出令人心服口服的人口数字。史学界一直不太认可明朝的人口统计数量。《明实录》记载的明朝人口巅峰总数是6015万人,《中国人口史》认为,明末崇祯三年人口可能有1.9亿,崇祯十七年大约是1.5亿。《湖南经济通史》在考证明朝万历年间湖南地区人口时,也是采取估算的方法,估计湖南地区的户数在90万户至95万户之间,人口为500万左右。

就连明朝官修书《大明会典》在说到黄册时,先是肯定了之前的成绩:“国初核实天下户口,具有定籍,令民各务所业。”然后毫不讳言地指出:“其后休养既久,生齿渐繁。户籍分合及流移附属,并脱漏不报者多,其数乃减于旧。”由此可见,修造黄册确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纵观封建王朝时期,官府管理户籍统计人口,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派差和税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沿袭旧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