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首都决不可设在江南

首都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重中之重的，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方面，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在中国历史中，西安、南京、洛阳、北京等城市都是常常被设为国都的，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过在这些古都当中，南京非常的特殊，因为只要是树立在这里的政权，似乎王朝的寿命都非常的短命，就不如说东吴、东晋、陈、梁、宋、齐等等，都是在历史上匆匆而过。即便是后来的民国时期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宿命。

1912年，清末帝溥仪正式退位，封建王朝的历史正式完结。但是，此时除了中国的未来如何走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新的首都应该设立在哪里?

1912年第一次建都之乱。辛亥革命后，中国历史迎来了新的局面。此时的孙中山等人主张建都于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们认为这里有着诸多优势，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政治还尚未明晰，金陵是极其可靠的地方。

对于孙中山等人主张建都金陵的主张，章太炎在1912年初致信南京参议会，列述金陵建都的五害。他主张建都北京，若迁都金陵，广大的北方失去了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心的影响和统治力，政府“威力必不能及长城以外”，尤其是北京作为旧有王朝的首都，有着极大的政治影响力，如果就此迁都，原本的积累也将化为乌有，这是一害。文化的影响力不及，“是将北民化为蒙古”，是二害。若袁氏被迫南迁，日俄会乘机侵及东北，中原失重，国体将土崩瓦解，是三害。政府南来，蒙古诸王相拥戴，使南北分裂，是四害。若政府和使馆南迁，耗资极大，民穷财尽，是五害。此述五害，切中要点，但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并未对此在意，依然选择了南京作为首都。

但作为后来者所看，章太炎所述均为实际，后来蒙古分裂、日本入侵东北，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束手无策。

1927年5月张其昀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中国国都之问题》，他在文中提到北京官吏腐败，积重难返，人文与物力都不及南京，加上风沙肆虐的环境，和缺乏海道的不利因素，不宜为首都。南京高山、深水、平原并有，有国际交通的便利，人文优势巨大，最适宜建都。此说带有很大的不合适性，官员、文化等北京与南京状况实则不相上下，人心叵测。此后的20年间，张其昀发表数篇论文，为建都南京进行作证。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主力与以冯玉祥为首的东征主力在徐州会师时，冯玉祥首先向蒋介石、吴稚晖等人提出了国民政府应从南京迁都北京的意见。

此时的知识界，开始兴起一股建都南京、北京之争。

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站出来讲话：“南京建为首都是总理理想的主张，总理还要将遗体葬在南京……首都建在南京已无问题。”而北方则以阎锡山等人为首，认为应该建都于北京，此时的这些政客背后都有着极大的政治立场，建都北京、南京更多的是一种力量的比拼，以及对自己未来的规划。

最后，政府内部一锤定音，对于建都的问题，也不允许再做讨论，最终决定建都于南京。在长期的军阀会战之后，南京又一次被政府所认可。但未来的走向如何，在当时看来一切都未可知。

此后的建都之争，依然在继续进行着，在抗战快结束之时，对于建都为何的问题又一次受到了关注。

抗战时期的，南京的国民政府因为战场的失利被迫迁往了重庆，而在抗战即将胜利之时，各界逐渐开始热议战后还都还是迁都。

1942年钱穆撰写了《战后新首都问题》一文，从历史依据、逻辑分析、未来展望等不同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知识分子、经济力量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荒废，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办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经济力量，便可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两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便是如此般由东向西倒拖的，此刻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

在文章之中，他提到“偌大一个中国，总不该专门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市。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该对这些大敌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