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请辞后为什么一定要告老还乡

相信历史剧大家也看了不少了，相信我们经常会听见这么一句台词：“皇上请允许老陈告老还乡”。不论是什么级别的臣子，想要退休，或是引咎辞职，通常都会加上这么一句话作为奏章的结尾。要知道，这句话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客气话，或是约定俗称的请辞惯例。在中国历史上，官员若是想要退休或是辞官，选择回到家乡绝对是官员们的不二选择。而造成这种选择的原因，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话题。

唐朝大诗人贺知章有首七言绝句，其中有一句是这么写的“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首诗背后讲述的故事，便是贺知章年轻时离开故乡赴京赶考，三十七岁高中进士，然后四方为官，直到年近八十才再次返回故乡。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源自两点。一：古时交通并不发达，相隔数百里，往往就要走上十数日，想要回家一趟实在耗时不少。二：古代官员节假日并不丰裕。以唐朝为例，虽然算起假期，一年也有数十日，但是其中大多都是类似今时今日的双休日制度，均匀分布。如此一来，回家就是个难以实现的个人愿望，大多数官员，为官几十载，回家也不过寥寥几次。类似贺知章这样少小离家老大回更是不在少数。

如果换成今天，我们可以借用便捷的飞机和高铁在几个小时就前往中国任何一个地区，让五一，十一，春节都成了返家或携家出行的良机，缓解了在外的游子对家庭的思念。而在古时候，即便身为高级官员，对故乡的思念也无法得到缓解，所以在唐诗宋词之中，思乡的题材总是屡见不鲜。足可见古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之情。

与眷恋之情相似的，还有荣归故里的心理满足感。亘古至今，每个中国人都被灌输过类似光耀门楣的奋斗理念，于是我们在获得成就之后，往往都会进行返乡之旅。类似今日一旦有人成为奥运冠军，高考状元，必然全市通报，与家乡分享荣耀。而造成中国人这种执念的产生， 恐怕还要提起两千年来，统治中国哲学领域的儒家思想。

自汉武帝在任用董仲舒，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就成了中国封建时代核心治国理念。孔子，孟子等儒家著作中，把孝这个行为，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封建中国，常有君主应以孝治国的政治理念，为了宣扬和确立这样的理念。在政治制度上都做了许多对应的奖惩措施。

例如以官员为例，他们一生最长的假期，往往是因为父母去世。也即是所谓“丁忧”。古时候政府规定，一旦父母去世，就需守孝三年。有丁忧这样的奖励，自然也有不孝的惩罚。类似子女不孝，更是写入法律，一旦触犯，立即进行惩戒，行为严重者，甚至会有性命之虞。像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孔融被曹操所杀，用的理由之一就是孔融曾经对儒家礼教所倡导的僵化孝道加以抨击，可称之为不孝。

前文也曾说过，皇帝以孝治国，在具体“孝”的理念推动上，就是依靠“祭祀”这个行为，古时中国，一年之中最重大的节日，便是天子祭祀的日子。通常到了祭祀之日，天子会带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前往祭拜，天子在祭祀之前，需要斋戒，沐浴，熏香，再以繁琐的祭祀礼仪，去祭拜天地，悼念先祖，寻求庇佑。这些祭拜的地点，都是固定的，像清朝的祭拜地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天坛。

天地君亲师，儒家圣人荀子提出的五类祭祀对象之中，舍去虚无缥缈的天地，和高高在上的君主，师和亲都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官员们自是不比帝王家，可以在京城附近打造陵寝，他们的祖坟所在，往往是在家乡，而祭祀和供奉灵位的地点，便是如今尚能见到“祠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理念下，官员们才会致仕之后，回转家乡，有父母则孝顺父母。无父母责统领家族，守候坟茔。

孝道大行，塑造出的社会实质表现就是宗族化的古代地方治理体系。这种治理体系，让家乡除了情感之外，尚且附加了许多实质上的利益。这些利益，最为明显的就是政治上的乡党利益。

中国有句老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实际形容的就是这种乡党连带现象。通常一个地方出了高级官员，一定会热衷于提拔同族，同宗，同籍的官员，最终形成了中国封建政治史独有的乡党政治。

在北宋时代，以韩琦为代表人物的河北韩氏，因为毗邻宋辽战争前线，韩氏利用其地理上的重要性，在河北安插宗族和亲信，成为实质上大半河北的地下支配者。

明清两代，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人，人们常说明朝亡于党争，这里的党可不止大家耳熟能详的“阉党”，“东林党”。实际上在这些党派里，以乡党利益为纽带的“党”，更是层出不穷。例如内阁大学士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六科给事中吴亮嗣，官应震作为领袖的齐党。当然，必须要提的还有晋党，作为明朝老牌乡党势力，晋党曾出产过张四维王崇古这样的朝廷重臣，但在党派政治失败晋党退出舞台之后，山西出身的官员便很少再触碰到权力中心，足可见乡党政治存在一荣皆荣，一损皆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