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朱元璋时期货币中没有元宝？

这个问题，说来话就长了。这要从宋朝说起：宋仁宗在位时期，一共颁行过9个年号，其中最初的“天圣”、“明道”和“景祐”三个年号，所铸造的均为“元宝”钱，而不是“通宝”钱。究其原因，也与避讳有关。清代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贞集》有云： 天圣年，虎邱剑池石壁文云：“同判福州王渎”，其云同判者，天圣初，章献太后临朝，避其父讳，凡官名、地名“通”者，皆易之。如通州为崇州，通判军为安利军，通判为同判是也。后崩后，即复其旧。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天圣年间因为外戚的名字而避“通”讳，并且举出了实例。但是并没有涉及到宝文的避讳。另清翁树培《古泉汇考》云： 培案《宋史》，（章献太）后崩于明道二年，……天圣、明道、景祐诸钱，皆曰元宝者，亦避讳耳。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天圣等三个年号钱之所以只有元宝，是为了避太后父亲的讳，所以不能用“通”字作宝文。章献太后死于明道二年，之后的宝文则不再避讳，所以才有了“皇宋通宝”。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清光绪十年（1884)长沙龙氏家塾刊本 了解这一特殊的避讳现象，可以提高我们的钱币辨伪能力。在1982年8月，江西省瑞昌县发现了窖藏铜币一处，里面出土了一枚“景祐通宝”钱和一枚“景祐元宝”钱，有人认为“这次出土的真书小钱‘景祐通宝’，及篆字窄穿‘景祐元宝’，是在其它文献资料中未曾见到的，在出土和传世品种也极为少见。因此，该两种钱币的出土，为北宋时期的货币提供两枚新的品种，同时也为我国的货币史的研究增添了一项新的实物资料”。但是前文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在仁宗景佑年间，避“通”讳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也是一个必须要严格遵守的原则，否则会招致严峻的刑罚。当时的官炉肯定不会去铸造“景祐通宝”钱。所以这枚钱币很有可能是后世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