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文莱起义与冷藏行动，“大马计划”对于英国的意义是什么？

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不到一个月内，美国就通过抛售英镑逼迫英方停止军事行动。

在国际舆论压力与经济崩溃的双重压力下，艾登不得不从埃及撤军。在国内问题上考虑，如果说张伯伦和艾登都因为他们错误的决策，最后黯然退出的话。但至少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国的时候，他收获了国民的掌声。而艾登却一直背负着殖民主义者的骂名，他的失败证明了——即使“发动了能够捍卫国家利益的战争”也不一定能争取民众支持。

在国际问题上考虑，运河危机证明了英国已经无法在没有美国的支持下，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能力。二战结束仅仅十一年，在这场名为冷战的长跑之中，英国从一个国力仅次于美苏的一流选手，变成了一个被美苏远远抛于脑后的二流选手。

但是运河危机并不意味着，麦克米伦为首的保守党领导人放弃了维持英国大国地位的想法，他们始终认为英国是世界大国，而采取非殖民化政策则是维持大国地位的必要手段。

从经济上考虑，尽管二战后的英国欠下了巨额美元，必须通过罗得西亚的铜矿和烟草、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换取美元，偿还美元债务。因此，战后英国修改了《殖民地发展与援助法案》，增加对殖民地的经济投入，这也逐步发展成为学者们所讨论的“战后对殖民地的二次殖民”。

直到五十年代初，殖民地的经济发展确实使得英帝国具备了还债的能力，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能维持太久。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到了1953年橡胶等原材料市场在日本合成橡胶等因素的冲击下，销售额与利润大降。这意味着通过殖民地原材料出口，换取美元偿还英国债务的路线走不通了。为此，继续大力支助殖民地经济发展，在经济上似乎已经失去意义。

但是在分析非殖民化的问题上，不应该采取一种唯经济论思维模式。对于英国而言，尽管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对英国经济的效用已经有限，但是作为三环外交的一环，英帝国或英联邦是维持英国大国地位的重要环节，绝对不能放弃。

因此实现殖民地经济的自给自足，让他们取得独立并留在英联邦框架之内，既符合释放英帝国海外投入的长期目标，又符合依靠三环外交维持英国大国地位的需求。马来亚联合邦的独立以及后来的“大马来西亚计划”就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纵观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后的非殖民化，有些学者认为“大马计划”下的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北婆罗洲、砂劳越是一种特例，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完成了权力的交替，即使是最后没有加入马来西亚的文莱都留在了英联邦内。这样看来，虽说“大马计划”未能完美地实现五邦联合，但是其非殖民化的目标基本成功。而远在非洲的老伙计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诚然，东南亚的英国非殖民化相比于非洲殖民地可能显得更“美好”，但是从底层逻辑上这两个区域的非殖民化却有不同。如果说非洲的非殖民化主要是经济上的考量（他们不再那么有利可图），那么东南亚的非殖民化在战略和政策的考量上的权重可能稍微比经济考量更重一点。

虽然说麦克米伦刚接任首相就重新审查了英国海外义务，试图通过“非殖民化”减少海外义务的同时维持英国大国地位。但是至少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大马来西亚”，其防务投入却有增无减，直到威尔逊在1964年后才逐步放弃了苏伊士以东的防务投入。

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随着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失败的副作用在于——英国失去对中东影响力。英国为了大国地位，不得不将其世界战略重点放于苏伊士以东的亚丁港以及东南亚的“大马来西亚”。从这种观点出发，似乎就能说明苏伊士运河以西的非洲殖民地和“大马来西亚计划”对于英国政策制定者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比起非洲，英国更需要一个留在英联邦内的“大马来西亚”。

同时，站在英美特殊关系的角度上观察，英方也需要新加坡军事基地的持续存在，以确保在东南亚地区能对美国政策形成持续性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谨记的是，所谓“大马计划”仅仅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的英帝国非殖民化政策的一个小部分，甚至是某种取得了“成功”的特例。

就在“大马计划”推进的时期，英国未能阻止西印度群岛联邦在1962年5月31日瓦解，并在1963年12月31日“葬送”了中非联邦。两者不同的是，如果说西印度群岛联邦的瓦解是无可奈何，那么中非联邦却是麦克米伦、麦克劳德和桑蒂斯等英国官僚的蓄意为之。如果我们说西印度群岛的“失败”是英国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中非联邦的情况和“大马计划”更为类似。

无论是中非联邦的“分解”还是“大马计划”，都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时任英国试图处理过去历任非殖民化的例子。区别在于身处苏伊士以西、因国际原材料价格下跌失去经济意义的非洲殖民地——中非联邦，英国选择推动他走向历史的终点。而“大马计划”目的是处理东南亚非殖民化问题，虽说其经济价值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下跌以及合成橡胶的发明而下降，但其地理位置身处苏伊士以东，战略地位高于经济地位，所以英方选择坚持完成了“大马计划”。

虽然说，“大马计划”最终未实现五邦联合，文莱未加入马来西亚，而新加坡也在1965年从马来西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国家。但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在独立之后，都成为了英联邦成员国。从通过“大马计划”来维护英国大国地位这一目的上进行考虑，似乎无法将“大马计划”评判为一次失败的非殖民化政策。毕竟英方成功使得“大马来西亚”的各部分都留在英联邦的大家庭之中，几乎实现了不以流血为代价维持了自己对东南亚的影响力。

在“大马计划”实行的过程之中，我们不断看见英国官员以及殖民地文官们对民族主义者采取了一种温和的妥协态度。这确实是英方可以几乎不以血腥冲突为代价维护英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原因之一，但是这种妥协完全建立在这些民族主义者支持“大马计划”的基础上。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在“大马计划”以外的殖民地的非殖民化同样采取了同样政策，可能“大马计划”仅仅是说明了华人以及马来人更善于与英殖民者进行周旋而已。

但是，是不是对“大马计划”的研究对于英国帝国非殖民化研究就毫无意义了呢？答案仍是否定的，我们纵观英帝国的扩张还有非殖民化，可以说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例子，则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落本身就是无数个“特例”组成的历史事实。每一个“特例”都有值得研究之处，这些“碎片化”的研究最终指向的是英国殖民政策和非殖民化政策的多样性，给英帝国研究赋予了更丰富更鲜明的力量。

最后，“大马计划”推行过程中，对“文莱起义”的压迫以及“冷藏行动”都显示了冷战这一时代背景下对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影响。冷战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显然是无法否认的，笔者也并不否认“运河危机后英国的苏伊士以东政策是冷战军事同盟及英美特殊关系的产物”。

但是本文章更强调的是，时代背景对政策制定者们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他们的活动反映到“大马计划”中。所以正文中，笔者毫不吝啬地翻译并直接引用政策制定者们对左翼人士的“批判”。以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些“批判”并不客观，但是这些偏见正反映了冷战时代对英国文官心态上的影响。所以笔者并未对相关言论进行删减，而是将其暴露在阳光之下，显示冷战对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深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