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英国官僚体制弊病是什么？官僚采取行动了吗？

早在艾德礼时期，英国政策制定者们就逐步形成了一种看法——英国非殖民化的目标并不是建立一大群小国家，而是尽可能驱使它们以组成若干个较大联邦的形式完成非殖民化。

为考察各殖民地非殖民化的可行性，英国将尚未独立的殖民地分为三类：一是可以直接在英联邦框架下独立的殖民地；二是可以通过加入其他英联邦成员国或由多个殖民地组成一个联邦并独立的殖民地；三是不具备独立可能性的殖民地。但是上述分类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它会随着局势的变化做出改变。

在1954年时，艾登内阁得出了“砂劳越、婆罗洲以及文莱不具备独立并留在英联邦的可能性”的结论。“但是，在当地总督提出“砂婆两邦为对独立地位感兴趣”后。1957年，英国重审两邦独立的可能性，承认它们可以通过“伟大设计”取得独立。

但是，如果我们简单认为英国就“砂婆联邦加入马来亚的形式”已经取得共识，那恐怕我们会犯下错误。在砂婆两邦**渡让问题上，英国内部的分歧并不比英马之间小。比如，以莫德林为首的殖民部与桑蒂斯为首的英联邦事务部的观点并不相同。殖民部反对东姑的方案，因为他们认为马来亚的安排忽视了当地人的意见；而英联邦事务部倾向于对东姑采取“绥靖政策”。

“直到了1962年7月12日，“麦克米伦版的长刀之夜”才“消除”了意见分歧。在这次内阁重组中，麦克米伦将莫德林调离了殖民部，而桑蒂斯则身兼英联邦事务部大臣及殖民大臣两职。除了首相以外，将无人能够质疑桑蒂斯的意见，内阁的观点重新回归到一致——满足东姑的要求。

在“长刀之夜”之后，我们很难看见英国内部关于“大马计划”的分歧，这个故事重心逐步变成了“英新马对拘捕行动的争论”和“马文分歧”。其一，在针对新加坡异议者的拘捕行动之早期策划中，无论是托里还是塞尔扣克，都拒绝支持这种毫无证据支持的拘捕行动，他们的观点也得到了内阁海外政策委员会的支持。

到了12月8日，文莱起义的爆发改变了英方对拘捕行动的看法，英新马三方最终走向了“冷藏行动”。在起义后的决策过程中，我们未见英国内部有什么大的分歧。其二，在文莱起义后的马文谈判上，英方实际上只起到了一个调解者的身份，基本未见英方内部分歧。

除了英国的内部分歧以外，我们还能通过研究“大马计划”发现其他东西。首先，在“大马计划”实施期间，殖民部、英联邦事务部和殖民地文官们都参与其中。这种多部门职能重合的结果是，内阁在面对他们的不同意见时，无所适从，这使得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有官员提出重新组建一个专门负责“大马计划”的临时部门，以解决上述问题，提高决策效率。

然后，“大马计划”反映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英国官僚体制的弊病——对错误决策的恐惧、以及恐惧带来的对实际行动的无所适从。各部的文官和大臣们似乎都对各类文书工作充满热忱，但却不愿意去采取行动解决实际问题。“最后，变革并不来源于强制性的西方力量，而来源于地方的行动及谈判。比如东姑演讲、文莱起义、苏加诺声援文莱起义等事件后，英国官僚们才会打破这种不愿意采取行动的惰性，试图采取行动“扭转”局势。

但是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扭转”局势。比如当文莱则拒绝加入“大马来西亚”，文莱苏丹拒绝英方的任何方式调解，则说明了这一问题：他拒绝授权给他的代表团任何考虑在谈判桌上妥协的权力，他声称，即使英国的大臣提出任何可以满足文菜要求的解决方案，文菜都不会同意。因为只要是新的安排，就意味着文菜在某种程度上作出了让步。这句话反映的不仅仅是英方这次真的没办法“扭转”局势了，还反映了“大马计划”的先天缺陷——五邦联合的不平等。

“大马计划”的“缺陷”：论五邦联合的不平等

1961年5月27日，东姑·阿杜拉曼在公开演讲中提出，他将支持“大马计划”。此时的“大马”五邦的情况各有不同，其中马来亚联合邦已经是独立的英联邦成员国；新加坡及文莱是取得了内部事务自治，将在下一阶段取得完全独立的海外属地；而砂劳越与北婆罗洲则是内部事务、外交及国防完全被联合王国控制的殖民地。国家事务地位上的不平等，意味着英国执行“大马计划”时，将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邦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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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大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马来亚联合邦为树干的联邦，其余四邦仅为这颗大树上的树枝。首先，从内政的角度来看。马来亚联合邦的人口、发展程度都远高于文菜、砂劳越及婆罗洲三邦。同时，作为亲英的民族主义者，东姑观点也会更容易受到英方的重视。

然后，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正如前文所说，马来亚对新加坡提供的战略纵深的重要性，自太平洋战争以来不断提高。要保留英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马来亚的支持至关重要。最后，从大国战略的角度来看。英国要维持“苏伊士以东”战略，首先需要确保“大马来西亚”不会被极左反英政权控制。那么右翼政党东姑是最佳合作伙伴，只有跟他合作才能维持英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以及大国地位。

但是一旦东姑不再支持“大马计划”，那上述的种种安排将不可能成立。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英方发现东姑及其幕僚对新加坡华人存在一种普遍的敌视。他们认为，华人是安插在东南亚的“第五纵队”。殖民地文官们一再强调，这种判断其实是有失偏颇、甚至是毫无证据的。但是，这种基于程序正义的托词，在马来人心中并没有比国土安全更加重要。所以，一旦发生文莱起义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为了争取东姑对“大马计划”的支持，在“冷藏行动”等问题上，英方不得不向马来亚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