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联合东南亚殖民地”的最初构想——马来亚联盟

虽然已经拟定了“两步走”的战后非殖民化战略，但是针对东南亚殖民地，怎样落实这一政策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在东南亚，除去部分行政职能由印度殖民负责、且地理距离较远的缅甸外。将马来亚、新加坡以及三个婆罗洲属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并独立，似乎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首先，新加坡以及三个婆罗洲属地都属于小型殖民地，如果让他们直接独立，那么其国内防务只能依赖驻扎在东南亚的英军负责，将不符合通过非殖民化减少海外军事投入的最终目标。其次，如果实现了这些殖民地之间某种形式的联合，东南亚防务将由驻守新加坡海军及空军基地的英军以及马来亚联合邦军队负责，将缓解了英国在东南亚的防务压力。

最后，五邦联合后一个更大的马来亚联合邦将以独立国家和英联邦成员的资格，与英国、美国、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签订集体防务条约，进一步将防务压力转嫁到美国以及英联邦成员国的头上。

早在1941年8月13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威尔士亲王号上签署了合约，该合约的第三和第七条描绘了一个全新的战后世界——民族自决的且自由的世界。尽管合约意味着英国能够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但也意味着殖民主义将不符合时代潮流。到了1942年年末，英美中三国将商讨战后东亚问题。

为防止英国代表团在会议上因殖民问题陷于被动，殖民部与外交部联合起草了一份指导性的备忘录给他们参考：战后以某种手段建立起更紧密的马来亚联盟可能是必要的，从而提供一个共同政策，用来处理马来亚内部的普遍问题，维护其他国家在马来亚的利益，如果马来亚联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那么至少文莱与砂劳越加入联盟也是可能的，如果采取这一方案（则停止北婆罗洲公司对北婆罗洲的控制），北婆罗洲也可能与马来亚联盟结合，因为他一直与新加坡维持着大规模的通讯和行政上的联系。

这就是英国“联合东南亚殖民地”的最初构想——将马来亚联合为一个更紧密的马来亚联盟，而砂劳越、北婆罗洲以及文莱将加入这个联邦，这一计划放在由联合国推动的东南亚集体防御机制的大框架进行。

一些学者认为这一个规划是大马计划的雏形，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1942年的英帝国与战后的英帝国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主要区别在于1942年的英国未曾预料到二战持续时间会这么长，更没有预计到战后英国将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和对美负债问题。战后英国也已经难以具备完全控制东南亚殖民地并迫使五邦联合的经济实力，以战后视角重新审视这一规划，是缺乏考虑以及可操作性的。更重要的是，由联合王国推行“强迫性”联合政策将可能会遭受到民族主义者和国际社会的夹击。

该规划的另一个困难在于，二战结束后英方人为地促成了新加坡与马来亚的分离。这种做法原本目的在于，通过把以华人人口为主的新加坡排除在外，建立一个更容易被马来人接受的马来亚联邦。英方也意识到“这种分离被视为是暂时性的，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受过教育的新加坡人都知道，这一个岛国无法独自生存”，然而却未见英方付诸行动。

究其原因，在国际环境上，1948年苏共中央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东亚，构建更紧密联邦的行动可能会被美国和苏联指责为“英国的新殖民主义行为”；在马来亚当地，不仅需要应对马来亚的游击战，马来亚也被邓普勒将军认定为缺乏追求独立地位的亲英民族主义领袖及政党。甚至英国内部也出现了部分反对新马联合的声音：有人提议，我们不应该错过能够加强新加坡和马来亚之间联系的任何机会。目前这两个地区本质上处于不同地位，（贸然加强联系）是不恰当的。另外一方面，与新加坡的联合会动摇（马来亚）领导人的地位。

反对的声音认为，在英方立场而言，维持分离将确保联合王国能够维持新加坡基地的使用权，该基地是苏伊士以东防务政策的一部分；在马来亚的立场而言，如果新加坡加入了马来亚，新方的转运贸易与自由贸易政策将会威胁到马来亚的经济收入，那么马来亚将不得不逼迫新加坡与他们组成某种形式的关税同盟，进而损害新加坡的经济利益。

随着马来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深了马来亚与新加坡的分离。无论是马来人还是英国人都将华人视为共产主义者的盟友、是苏联在东南亚的第五纵队，最终华人占比高达七成的新加坡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分离逐步发展成敌视，这一现状使得坦普雷等殖民地文官们深感不安，他们认为建立更广泛联邦的前途越来越渺茫。他们认为如果一直放任这种分裂，无论是东南亚殖民地的联合，还是东南亚防务责任转嫁于美国及英联邦成员国的长期目标将难以成功。

在这个问题上，殖民部的看法似乎比殖民地文官的看法更乐观：马来亚尤其注意到渐进式的发展，他们设立了一个代表国家重大利益的委员会来审查发展的相关问题。新加坡的发展速度也在加快，并正在考虑进一步推进发展。这将会有新的尝试使得他们在更紧密的联系中走到一起。

为了争取各殖民地基层人民的支持，殖民部授权了时任英国东南亚事务高级专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让他尝试去创造一种当地人支持该方案的氛围，争取支持联合的群众基础。到了1953年6月，麦克唐纳成立了共同协调委员会，试图消除马来联合邦人民对新加坡人民的敌视，推动英国东南亚殖民地的联合。

但是，直到1955年麦克唐纳任期结束，他始终未能取得实际性的进展。没有实际进展也让他本人感到懊恼，正如他在当年4月2日写给殖民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的信中提出：“由于婆罗洲的落后，我们没有在那里对这个问题作私下的讨论，尽管在不久的将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件好事，但是现在时机尚未成熟”。麦克唐纳的唯一建树，可能就是在这封信之中赋予了联合东南亚殖民地计划第一个正式的名字——“伟大设计”。

在麦克唐纳争取群众基础的时候，殖民部正在试图争取英国内部的支持。然而，马来亚联合邦尚未建成，婆罗洲三邦并不愿意加入这个不稳定的联邦之中，何况婆罗洲三邦自身有着不同的民族构成，在当地难以形成一种有利于合并的氛围。

直到1957年，随着马来联合邦独立的日子越来越近，地方意见才逐渐向着联合的目标有利的方向前进。11月29日，殖民大臣博伊德给内阁殖民政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议建立一个北婆罗洲高级专员的办公室和北婆罗洲三邦代表执行委员会以推进三邦联合，最后这份备忘录于12月4日被内阁通过。但是这一切努力都在文莱苏丹的强烈反对下搁浅，殖民当局又再一次将合并束之高阁。

所以说，在1955年到1960年期间，“伟大设计”的推进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在于当地地方意见不统一以及文莱苏丹的反对。而前者难以凭借麦克唐纳一己之力而改变，更何况英国内部也未形成对“伟大设计”的普遍支持。1956年由殖民大臣伦诺克斯呈交给内阁的备忘录中就表达了殖民部对五邦联合的忧虑——他们认为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联合是迟早的问题，但是这种联合不应该在英国的压力下进行，而应该是他们在英国的引导下自发的推行。

尽管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1957年1月艾登以健康问题为由辞去了首相职位，麦克米伦接任了英国首相，但是新领导并没有对非殖民化政策采取更激进的态度。到了1957年麦克米伦内阁重新审查英国利益时，仍然坚持“英国的撤退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要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否则将会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