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澳大利亚军队关系的变化，为协约国击败德国提供重要帮助

任何军事组织都有一种文化，对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些是由民间社会的主流规范形成的，有些则是由军队的独特性质决定的。澳大利亚的士兵和所有国家的参战士兵一样，都是他们所处社会的产物。

当澳大利亚帝国军组建之时，澳大利亚士兵和军官的社会背景便影响着人们对权威的态度、服役意愿以及军事管理的各个方面。一战期间，澳大利亚社会与英国社会并不相同，英国社会阶级划分明显，而澳大利亚社会体现出自治领所特有的平等主义。

英国军官来自中上层阶级、地主阶级和贵族，而士兵则是从下层阶级招募的。澳大利亚帝国军军官主要来源于民兵军官，士兵主要源自工人阶级，且澳大利亚自始至终保持志愿兵制。

澳大利亚帝国军在战争初期表现为，缺乏尊重，不愿意敬礼，以及一定程度的不敬。伯德伍德曾在书信中表示“澳大利亚士兵队伍中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向任何其他人致敬，或者称任何人为先生，这是对人类的绝对侮辱，而他（布里斯奇)让我意识到，要让这些人接受并像普通士兵所理解的那样成为有纪律的军人角色，确实是一件非常漫长的事情。”

澳大利亚第2师指挥官莱格也指出“澳大利亚帝国军队由从平民生活中带来的人组成，他们通常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澳大利亚的国家观念倾向于使他们保持个人独立，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容易在重要军事问题上服从正式纪律。”但这并不能证明澳大利亚帝国军整体缺乏军事纪律。

相反，许多英国正规军军官无法摆脱几十年来的习惯，在作战中表现得很不灵活。英国军队常常陷入了顺从和服从的模式。大部分正规军官相当重视军事纪律，例如着装、举止、操练和敬礼，却往往忽略了战争最重要的是夺取胜利。

在波济耶战斗前夕，澳大利亚第1师指挥官沃克对他的部下发出了明确的指示：“应该向所有相关人员充分解释详细的计划，应该让他们特别了解他们在每次推进中必须获得的确切位置以及他们到达后的行动，即是否巩固、组织和准备第二次推进等等。”因此，像沃克这样的指挥官希望他的部队不仅仅是服从命令，他希望士兵和军官能充分理解他的意图，并鼓励下级军官的主动性。

虽然澳大利亚帝国军的士兵和军官往往表现的“桀骜不驯”，但在实际战斗中，士兵和军官除了坚定执行上级的军事命令之外，相较与英军，往往有更多的思考，能够充分调动基层军事组织以及低级军官的积极性，这决定了澳大利亚帝国军快速适应战争并且能够不断学习和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