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大军涌入外卖骑手收入腰斩 外卖员需要什么条件

很多人失业之后都会做外卖员来增加收入的，但听说最近有失业大军涌入外卖员行列导致骑手收入腰折这是怎么一回事？做外卖员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池子多出来很多鱼

又一个深夜，28岁的新手外卖员罗颂失眠了。

他是被震天响的呼噜声吵醒的。罗颂所在的出租屋，是个不到120平的四居室，里面已经塞进了接近30位外卖骑手，上下铺，没有公共区域，行李箱塞在床底，租住在这里，就像沙丁鱼被装进罐头，找不到缝隙，也没有隐私。

醒来之后，罗颂更睡不着了，他的心里填满失落感。罗颂是山东人，今年年初刚来北京，成为了一名美团外卖的专送骑手，但仅仅两个月时间，他就发现，这活儿没有想象中好干——拥挤的并不只是宿舍，更让罗颂感觉到逼仄的是，整个外卖骑手群体的爆满。

3月，春暖花开的北京，涌入了一大批和罗颂一样的新骑手，就像春水化冻，池子里突然多出来很多鱼。往年春节后，外卖行业会有一段时间人手紧缺，为了保障运作，2023年2月，美团开启了“春风送岗”行动，再开放50万个骑手、站长等配送服务岗位，还花了1个亿，用各种方式来招聘新骑手。

没想到的是，预期中的用工荒没有到来，50万个岗位正在以光速饱和。另一位饿了么的外卖员冯祥说，年前，自己所在的站点还只有30来人，如今，站点扩充到快90人了。冯祥来自河北，已经在北京跑了7年外卖，春天是外卖淡季，气温回升，人们更愿意出门吃饭，单量会变少，但骑手这么多，是他印象里的头一回。

和罗颂住在一起的鞍山人丁长义，已经跑了两年外卖。之前，他住的宿舍人少，又都是熟人，想家的时候，丁长义喜欢给大家做锅包肉吃，有人凑锅，有人凑调料，丁长义下厨，就能做出一顿锅包肉，省钱。但就在两个月前，突然来了很多新人，这才换了大宿舍。这之后，属于个人的空间少了，丁长义失去了下厨的机会，“薪资低，带锅来的人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组团来的年轻新骑手，“不跟你一条心”。

新人们也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罗颂和丁长义所长期驻扎的站点，属于热闹的北四环商圈，一天的单量在2300单左右，但平均下来，每个人只能跑30单。他们计算过，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一位熟悉路线的骑手就可以送出15-20单了，30单的总量即意味着，除了中午和晚上，骑手们几乎没有订单可跑。

于是，下午两点，骑手们纷纷空闲下来。罗颂和骑手们喜欢聚在和府捞面，闲聊、睡觉、大眼瞪小眼，因为只有这里提供免费的茶水和座位，能够让没有订单的时光消磨得更快些。一直到下午五点半，这里的话题都会围绕着“没单”和“降薪”展开。

罗颂是这个话题的积极参与者，他本就是冲着高薪来的。最开始，罗颂还是在短视频上刷到招聘广告，里面写着，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八。入职之后，罗颂问老骑手们，这些宣传是不是在骗人？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的工资转账记录，“一年不少挣”。

看着那些数字，罗颂更加充满信心，他觉得“来对了”——外卖骑手实行“计件制度”，奉行多劳多得，而自己精神好、能吃苦，如果能一天跑上60单，按照一单8块5计算，干满30天，就能赚15300元。但如今，他到手的薪资不到8000元，比预期减少太多。

不过，新人往往很难抢得过老人。闲谈间，女外卖员焦蕾说起，这段时间，骑手群里来了不少不到20岁的年轻人，都和罗颂一样，是冲着“赚大钱”来的。其中，有一个18岁的小姑娘，刷到抖音的招聘广告，独自一人来北京跑外卖，结果单量少，又不熟悉路，一天下来，才跑7单，第二天跑了10单。同是老乡的焦蕾看不下去，给小姑娘介绍了一家奶茶店，让她到店里学做奶茶，“好歹是门手艺”。

26岁的田橙子才跑了两天外卖，就已经开始盘算这份工作值不值。昨天，他才跑了18单，收入100多块，比他预期中整整少了一半。但花销没少，电动车的租金一个月700元，挤得像罐头的宿舍800元，更令他咋舌的是北京物价，这个晚上，他点了一份最便宜的麻婆豆腐盖饭，都得18元。

争夺饵料

对于罗颂、田橙子这样的新骑手们来说，他们刚刚进入水中，就已经感受到了氧气稀薄的窒息感，不得不先“卷”起来。

田橙子的18单，午高峰有9单、晚高峰有8单，剩下的一单，是他整整等了一个下午，实在没办法了，找到了站长，让站长派来的一个宝贵订单，距离长达3公里，专送骑手们基本不会接这么远的单子，送完这单，他花了一个小时。

罗颂则选择早起，再多送两个小时的早餐时段。前两天，他因为送餐时和保安起了口角，去派出所待了一天，没赚上钱，还赔了800块。为了弥补，罗颂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利用起来，那个晚上，他跑到凌晨3点才下线，两个小时之后，罗颂睡醒起床，继续送早餐订单。

而身经百战的老人们，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最近，丁长义感到很疲惫，他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丁长义今年41岁了，精神正在流失，他曾经给自己制定过一个容易够到的小目标，每天只要跑到35单就下班，不然一天没得赚。但从上个月中旬开始，订单少了，他只好选择一直在线，每天变成“一单一单地熬”，一个小时能多上一两单，熬到快11点，才能完成任务下线。

这大大减少了丁长义的休息时间，回宿舍倒头睡，睁眼就得上线，“就像到点开机的机器人”。以往，晚上7点就能收工，丁长义会约上自己的骑手好友，一起骑车去什刹海、天安门走走，这是难得的、属于丁长义的时光。

37岁的刘大海，和丁长义有相似的疲惫感。他应对竞争的方式是，接下任何一个订单。在美团专送，骑手们的订单都是系统派单，但每个人每天有3次转单的机会，于是，一些太难跑的订单，刘大海都不接，尤其是一个高档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再远的单元楼，都得步行送进去。往日，接到这个小区的单子之后，刘大海会转单出去，像田橙子这样的年轻骑手更愿意接下。

但现在，再遇到这种单子，刘大海不敢转了，能多跑一单是一单。相比起疲惫，收入少更让刘大海着急，父母老了，孩子才17岁，都是用钱的时候，他只好在自己身上省钱，一天一包烟减少到三天一包，忍不住的时候就喝口水。刘大海特别喜欢吃菠萝，但这几天，他心焦上火，嘴里起了好几个大泡，吃着嘴会疼，不过这样正好，能再省下一笔菠萝钱。

没有订单、收入锐减的阴云，就这样笼罩着所有的骑手，大家正在习惯一个新的事实——外卖真的不好干了。

有老骑手开始了最后的挣扎，比如饿了么骑手冯祥。4月初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场暴雨。那一天，冯祥隐隐有些兴奋，“因为好久没有爆单过了”。早上，他穿上雨衣、给手机带上防护套，冲进大雨里，想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多跑几单。最终，冯祥跑了50多单，已经是两个月来单子最多的一次，赚了400多块。

冯祥说，那天超常的努力，似乎是一场最后的挣扎，“再拼一次，看看能赚多少钱”，如果还不行，那就不跑了。

但也是这一天，冯祥收到了2个差评，其中一个，是在中午的高峰期，外卖柜满了，他赶着送另一个订单，来不及解释，就把外卖放在快递柜旁边，大雨淋湿了外卖盒。回想起那个决定，冯祥有点后悔，也觉得“是不是自己心态出了问题”。他跑了7年外卖，以前从没有连续犯错过，也不会着急这几分钟，总是等到客户下来拿，因为一旦有差评，就会被罚款。

“是太低落了吗？”冯祥问自己。这段时间，单子少，单价还降，那天下大雨，他听说，之后的恶劣天气，不会再有2元一单的补助，虽然消息真假要到下个月发工资后才知道，但他还是一下子泄了气。

老天好像也在劝退冯祥——拼尽全力的结果是，赚400元，却送错2单，被罚1000元，强制下线7天。

水温的变化

收到处罚结果的时候，冯祥感到十分诧异——罚金变高了。两个差评，每个都被罚500块，这是之前从来没有的惩罚力度。不止如此，站点还在4月1日开始，执行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比如，所有人需要在8点30分参加晨会，晚到罚款200元，缺席罚款500元。

冯祥有些不开心，“好像就是人多之后，觉得我们走不走都无所谓了，不需要你了，觉得这里管得严、不舒服，那你就别干了”。

事实上，任何生物聚集在一起，都会形成一种稳固的生态，维系一套公认的运作法则。此前，对于外卖骑手们来说，这种生态的基础法则就是，骑手数量是有限的。

一位干了7年的美团站长吴楠说，在外卖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随时调节外卖员的数量。他们会在美团、饿了么这两个平台之间反复横跳。甚至在美团专送内部，也有很多外卖员是不稳定的，他们会跑一段时间众包（指没有站点的临时骑手），再跑一段时间乐跑（指专门跑一些远单的临时骑手）、畅跑（指专门跑一些近单的临时骑手），但原则都只有一个，“哪里的单价高就去哪里”，就像鱼能够自由地活动在开阔的水域里。

对于骑手们的这种流动，站长们往往持默许态度，并不在意，因为骑手是珍贵的。早几年的时候，各家外卖平台展开骑手抢人大战；后来，兴起的网约车、同城、闪送服务，都在和外卖行业抢人；疫情时代，外卖骑手更是“香饽饽”。

冯祥记得，这几年来，工作的确好干，站长们也愿意和骑手们搞好关系。有的时候，如果有订单超时、差评，只要站长不上报，就不会处罚到自己。冯祥最感动的一次，是自己的孩子生病了，工资还没有发，他把情况告诉站长，对方果断地预支了几千块钱的工资。冯祥当时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站长是希望留住我的。”

但显然，情况变了，外卖骑手数量正在飞速增长。美团财报显示，2021年美团骑手的数量为527万，2022年，美团骑手的数量变成了624万，其中81.6%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台一年新增骑手的人数达到了97万。

吴楠说，今年，应聘者比往年更多，他们依靠中介公司找人，每介绍成功一个，会给几千块钱的推荐费，现在，推荐费从两三千降到一千多。同时，吴楠也开始在意起了稳定性，“跳来跳去的那种骑手，我们就不招了”。不仅吴楠在意，很多骑手也不愿意再流动，吴楠观察到，大家更愿意固定下来，“就跟突然醒悟过来一样”。